插章 萨拉金兹堡（1905—1915）

一

亚历山大寄给萨拉·金兹堡，波钦基，1905年12月24日。

在那张被家里人称作“街垒中的外祖母”的照片上，站在太姥姥身边的那个人，其面孔还会再次浮现于家族档案之中。通信中一次也没有提及他的全名，太姥姥的女友们打趣地叫他“桑丘·潘沙”，以堂吉诃德侍从的名字来彰显其对太姥姥的忠诚。

明信片上画的是艾瓦佐夫斯基 [1] 的名画《九级浪》，该画数十年来一直被用于装饰俄国的客厅和礼堂。画面上是大海的墨绿色内里，巨浪高悬在桅杆碎片上空，溺水者死死抓住桅杆，天际隐约现出他们的沉船。明信片上方用钢笔写着：“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问候。”

萨拉：

你在来信中请我给你讲讲我们的生活状况，讲讲自己的事儿。但我想，最好你能亲自过来看看，而且越快越好。你会亲眼看到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你还可以加入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你现在大概已经吃胖了吧？说实话，我的喉咙不再痛了这一点已经令我有些不开心了。

亚历山大

在那个十二月，他们跟社会革命党人都争论了些什么呢？参加争论的都有谁呢？就太姥姥的朋友圈来看，桑丘，大概和她的其他朋友一样，也是亲近布尔什维克的。争论的话题大概与革命恐怖是否必要有关。彼时尼古拉二世刚刚颁布《十月宣言》，社会革命党人宣布解散本党的战斗组织，而布尔什维克则坚持实施新的刺杀和没收行动。社会革命党人固执己见，布尔什维克于是采取了单方面行动：自1905年秋至1906年秋，被暗杀的政府高官多达3611人。

萨拉来到位于波钦基的家中，来到父亲和兄弟姐妹身边，势必会吃胖（或者说“养膘”，这个词我们在另一封信里还会遇到）。她在下诺夫哥罗德第二中学——市里最好的中学读书，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在这封信里，她的这位新朋友还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将她的名字“Сарра”错写成了“Сара”。就在亚历山大给她寄出这张明信片的翌日，索尔莫夫斯基工厂闹了风潮，堆满积雪的道路用木箱和书柜等各种东西封锁住。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向首都发电告急：“城市局势万分危急。明天即可能发生骚乱。没有军队。”等到29号，当这张九级浪明信片被盖上波钦基的邮戳时，起义已经被炮火镇压了。但未等此信寄到，萨拉就去了他家，并跟他并肩站在了街垒旁，一只眼睛受了伤，滑稽的包发帽也歪到了一边。

二

普拉东寄给萨拉·金兹堡（狱中），1907年2月9日。

打赤脚的竖琴演奏者，一双眼睛热辣辣的，一头黑色鬈发，坐在荒芜寂寥的岸边。明信片上写着：“Н.西谢尔 [2] ，《音乐的慰藉》。”

萨拉同志，你好！

我不会乐器，也不大会唱歌，但音乐和诗歌总能给予我慰藉和愉悦。我听小萨拉说你喜欢唱歌且热爱音乐，特意选了这张明信片寄到你的牢房。我非常喜欢它的内容和寓意。这种美的体现会向受伤的心灵倾诉很多，或许同样可以引起你内心的共鸣。不知为何，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被关押太久，尽管我们远非生活在童话年代，但希望终归还是有的！……左翼和反对党在杜马大获全胜。这就意味着，黑暗力量一定会被打败，可以认为，“迷人的幸福的朝霞”已经指日可待了！

同志，请相信吧，

迷人的幸福的朝霞

一定会如约升起，

俄罗斯将从沉睡中惊醒，

你的名字将被刻在

专制的废墟之上！……

——普希金

专制=为我们俄罗斯的朝霞所承受的苦难。光明就在前方，同志！

乐观地相信吧，你同样可以经受住命运的考验。

紧握你的手。普拉东。

此时距离1905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萨拉·金兹堡因散发非法传单而被捕，关押在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这里所说的“小萨拉”应指萨拉·斯维尔德洛娃——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妹妹、太姥姥一辈子的好闺蜜。

“普拉东”其实是党内代号，其本名为伊万·阿道福维奇·特奥多罗维奇，父亲和祖父均为波兰起义者。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列宁的挚友与战友，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年后他当选首任苏维埃粮食问题人民委员，但不久便愤然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抗议。三十年后，1937年9月20日，依据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的判决被执行枪决。

彼时刚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首届仅存在72天便被迫解散，第二届比首届勉强多维持了30天。第二届杜马里左翼人士的确很多，超过三分之一。现在回顾当时的议员名单难免会感到惊讶：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169人，工人35人，企业主只有6人，神父20人，教师38人，甚至还有一位诗人——爱德华·特赖马尼斯-兹瓦尔古利，居住在里加，用拉脱维亚语写作。普拉东同志也参加了选举，但未能当选。

三

亚历山大寄给萨拉·金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