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纸为的就是镇纸。这些朴实无华且不无笨重的物件的最主要任务，似乎就是聚在一起，而它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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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记忆所有人”这一任务一辈子与我形影不离，但我至今仍远未做好准备。对于“过往”这一水底洞穴的每一次浸入，都意味着对那些名字和事件的逐条列举，但我始终未能熟记这一清单。有些东西会不时地自动跳到记忆里，像逃票的电车乘客，那通常是些趣事、轶事，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punctum [7] ，这才是值得讲述的情节。的确，那些陌生的远房亲戚到底是医生还是律师，于我而言有何差异呢？这种不完整的负罪感进一步妨碍了我的记忆，让我将刨根问底一再推迟。我总在想，总有一天，当我成长到足够优秀时，我会拿上一个专门的本子，坐到妈妈身边，请她为我一五一十地从头讲起，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绘制出具有完备意义和体系的家族系谱图，记载每一位弟兄甥侄的准确信息，由此产生像样的书籍。至于此种记忆的必要性，我从未产生过怀疑。

但我既没有询问，也没有记忆过，尽管我自认还有那么一点点学习东西的灵气和不坏的文字记忆。拼图终究未能拼凑成功，记忆中只剩下顺口溜一样的“萨尼娅、索尼娅、苏尼娅”，为数不多的来路不明的照片，缺乏载体的流动历史，以及陌生人的熟悉面孔。

这让我想起了在我家达洽 [8] 收藏的那副麻将牌。那栋小屋只有一间小卧室，一个小厨房，一方凉台，一片生长着几棵倔强的苹果树的沼泽地。它坐落于莫斯科郊外的萨尔特科夫卡镇，数十年间，家里的一应过时之物都会被搬运至此，开启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这栋小屋几乎从来没有往外扔过一样东西，那些老旧的物件渐次填充了世界，并赋予其均质性。收纳、承载旧物的老家具在年复一年的繁重劳作中日渐衰老。仓库里堆积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墨水盒，五斗柜里叠放着足有一百岁的睡袍，镜子后面的搁架上有个麻布口袋，那副麻将就装在口袋里。它曾经令我着迷了好多年，每年暑假我都渴望能够窥破其奥秘，让它造福于家人，但始终未能如愿。

据说，这副麻将是太姥姥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国外”一直被我想当然地理解成日本，因为家里还有两身旧到发轻的和服，一大一小，小的那身是给我的。那副麻将由很多的深褐色骨牌组成，每张上面都写着天书般神秘的方块字，完全无法对其分门别类。门类似乎太多，而相近元素却少得令人发慌，我又总担心日子久了，骨牌会少几张，这令我彻底抓狂。显而易见，这里头自有其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破解这一体系，甚至无法以其为基础，另行设计更为简易的体系。我甚至不敢把骨牌装在衣袋里带走，生怕弄丢一张，全体作废。

当我试着认真回忆时，突然发现，我一无所有。那些阅读老照片的夜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日期，信息，甚至连最基本的亲缘关系——诸如谁是谁的兄弟，谁是谁的外甥——都没有留下。那个制服上镶着金色纽扣的大耳朵男孩，跟那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大耳朵男人显然是同一个人，但他是我的什么人呢？我模糊地记得，他好像叫格里戈里，但这同样无法提供任何线索。构成那个亲缘世界、提供城际温暖的人们，死的死，散的散，阴阳相隔，天各一方。我一点一滴以线性叙事记忆的家族历史，在我的意识中散落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对缺失文本的注脚，无可求证的假说。

不仅如此，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它们以伪经书的身份存在，作为原典的不确定附件。这些轶事通常还处于萌芽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近生活真实，如同写在故事文本空白处的只言片语：据说，他曾经住在哪儿哪儿；好像，她之前是怎样怎样的；传闻，他们遭遇了什么什么。当然，这也正是传说的迷人之处，是其本质元素。较之于干巴巴的时间地点，这些浪漫的胚芽才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正是它们让人有拓展、转述、再创作的欲望。它们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问题在于，倘若没有载体，故事也会逐渐丧失意义和凭证，久而久之会失去个性，沦为庸常的大众记忆。现在甚至很难确定，在我所掌握的那些故事当中，哪些是口口相传的，哪些是我擅自杜撰的——在我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但也有些时候是知情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少不更事的年纪，我怎样为了哗众取宠到处宣扬关于家族诅咒的故事。他爱得发狂，我说，执意娶了一位破落的波兰女贵族，不惜为此改信基督教。他的父亲诅咒了他，从此再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夫妻二人穷困潦倒，很快就因肺痨去世了。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痨，从家族相册的照片来看，那个被逐出家门的长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戴着眼镜，儿女成群，置身于苏联照相馆的惯常布景中。至于波兰女贵族，究竟是确有其人，还是我为了光耀门楣而虚构的？之所以说成波兰，也许是为了增添异域风情吧？至于女贵族，也许是为了给商人、律师和医生的单调工种加入些许变化？不知道，不记得了。当然，我的自由幻想想必也不全然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