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在妈妈的讲述中或许能够找到蛛丝马迹，但那个起始晶粒如今已经无法复原了。无论如何，在我的讲述中，这位莫须有的波兰女贵族至今仍是家族不幸的罪魁祸首。毕竟，父亲对儿子的诅咒的确存在，贫穷也的确是事实，而我的祖太姥爷也的确再没有见过自己的长子，最后的最后，他们也的确全都死掉了。

我继承而来的还有另外一点，它关系到家族历史的构造本身，关系到其讲述方式和讲述者。那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似乎是由女性主导的，整个家族史就是一连串女族长的更迭，她们前后相继，母女相承，如同一排里程碑齐刷刷地站在家族历史的百年进程中，其命运以特写镜头呈现，在人头攒动的家族集体照中占据了头排。想来奇怪，她们每个人都有丈夫，但我们家族的男人们不知怎的全都站不到聚光灯下，似乎家族历史只青睐巾帼英雄，对须眉男儿则过分苛刻。我们的家族完全是靠女人们撑起来的，尽管这并非男人们的过错：太姥爷英年早逝，姥爷寿命不长，而父亲则一直沉迷于无关紧要之事。当一位位族人成为过往，铺成通往我的阶梯时，在我的头脑中（也许，在母亲的头脑中同样如此），家族传承线几乎纯粹是由女性构成的——萨拉生了廖利娅，廖利娅生了娜塔莎，娜塔莎生了我。这个家族套娃似乎已经注定传女不传男，因此，唯一讲述者的身份也自然而然地由女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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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归到底，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为这些人树碑立传，以免他们默默无闻地消逝，不被提及，不被铭记。可事实上，连我自己都没能记住他们。构成我全部家族史的，是几乎无法对号入座的轶事，顶多能够辨识四分之一的照片，以及由于缺少原点而无法提出、就算提出了也无人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我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原因如下。

在朗西埃 [9] 的随笔中，就历史人物给出了重要论述。朗西埃的哲学随笔总是干货满满，比如，“艺术的任务在于展现不可见之物”，我很喜欢这句话。格里戈里·达舍夫斯基 [10] 同样说过，诗歌的任务也在于此——将事物引入可见状态。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下面这点：在思考历史时，朗西埃出人意料地将文件和纪念碑放在了对立面。此处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说明。朗西埃所指的文件是关于已完结事件的报告，其宗旨是详尽地记述历史，“使记忆官方化”。而作为其对立面的纪念碑，“就其初始意义而言，是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的，它虽然无法讲述，却可以直接宣告，（……）其对于人类事务的见证意义胜过任何编年史，它可以是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

在这一意义上，我所构想的纪念碑似乎早已落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活在其中，如同置身于古埃及金字塔之中：在圈椅和钢琴之间，在为自我或他者、现实或过往生活的照片或物件所标记的空间里。家庭档案的小盒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凭证的直接引语，净是些贺卡、工会会员证，发生过却从未讲述过的往事的上皮细胞，但作为讲述者，它们毫不逊色于可发声者。单是对物件简单列举的清单已然足矣。

可以指望由这些东西拼凑起奥西里斯 [11] 的尸身，失散家族的集体躯壳。所有这些回忆片段和旧世界的遗物无疑构成了某种整体，并被赋予特殊的统一性。这个整体是残缺不全的，存在大量的空洞和缺失，恰似每一位走过一生的人——准确地讲，是其最终遗留的躯壳。

这个残缺的、无法将自我记忆串联成完整故事的遗体，它愿意被人看见吗？就算它本身无所谓，我们有权利将其作为展览品吗？——类似于茜茜公主的粉红丝袜或者终结其生命的那柄血迹斑斑的锥子？将自己的家族引入众目睽睽之下，哪怕是带着全部的爱意，使用最优美的文字，我仍然在做着含 [12] 一样的不肖之事：将家族的裸体暴露于世人面前，包括其黑乎乎的腋窝和白花花的肚皮。

极有可能，关于他们我无法获知任何新的信息，这将使我的写作更加不切实际。这里既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任何破案；既没有艾斯特哈兹·彼得 [13] 在得知自己挚爱的父亲曾向秘密警察举报亲人之后的地狱，也没有自打出世就对亲人了如指掌、深切缅怀者的天堂。我的情况并非如此，原本关于家族的书到头来其实并非关于家族，而是关于别的什么。它更像是关于记忆之构造，或曰记忆之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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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暮春，一位友人登门拜访。他正在为自己热爱的萨拉托夫干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邀请首都各路成功人士到萨拉托夫演讲。他也请我讲讲我担任主编的网站。

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从演讲转到了萨拉托夫本身——太姥爷的故乡，我生平从未到访之地。小时候，萨拉托夫的亲戚们不时会到家里走动，其中一个给我讲了个睡前故事，从那以后我就对他们翘首以盼。那个故事其实改编自果戈理的鬼故事《维》，但改得极其巧妙，将故事结局变成了happy ending：地主小姐和霍马手挽手走在空中楼梯之上，从一层楼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