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相册有很多本，有些塞得满满当当，有些还大半空着，但全部会被拿出来翻阅。最满当的是那本红褐色皮套，银白色带扣的。还有一本黑色漆皮的，封面上画着一座耸立于山顶的土黄色古堡和一个横斜的法文单词“Lausanne” [2] 。另有一本是Art Nouveau [3] 风格的，带有金属花字和一百年前就已经落伍的日本绘饰。此外还有很多本，厚的薄的，大的小的。册页较之于今天的相册要厚重得多，存放相片的格挡很宽，如今那些光泽锃亮的照片跟这些格挡完全不搭，不是宽了就是窄了，且无一例外显得轻薄。那些老相框看上去更加稳固，更加耐久，好像是为另一种寿命预备的，顽固地将今天的照片拒之门外。

相册里的每张照片都有其故事。那些留着大胡子的，那些戴着细框眼镜的，都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是我们的祖太姥爷、太姥爷以及他们的朋友和熟人。照片上的小女孩们是太姥姥和她的姐妹们，名字傻傻分不清楚——萨尼娅、索尼娅、苏尼娅，她们在相片上交替出现，不同的年龄身高，相同的面部表情，站在或坐在模糊的室内布景或夸张的郊外布景中。起先我们从头翻看，从最早的大胡子看起，看到大半个晚上的时候，一切开始氤氲开去，只感觉到一种辽阔——从哈巴罗夫斯克到下诺夫哥罗德，从萨拉托夫到列宁格勒，这些黯淡在时间中的大人和孩子们不停地迁居，一次又一次地为家族历史变换地理坐标。最后终于来到了一本小相册，里面有我的小妈妈：皱着眉头在亚卢托罗夫斯克疏散地的，抱着洋娃娃在莫斯科郊外的纳哈宾的，穿着水兵服拿着小旗子在幼儿园的。这段时空于我是切身可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正是为此开始的，为了能够看见儿时的妈妈：嘟着小嘴的，被吓坏了的，沿着一条被岁月遗忘的土路撒丫子奔跑的小妈妈。这意味着进入一个全新的亲密领地，在那里，我比妈妈年长，可以疼爱她、抚慰她。以现在的年纪回头去看，当时充斥全身的那剂怜爱与平等，注射得实在为时过早。但好在是注射了，因为时至今日，我也没能有机会对妈妈施与怜爱与抚慰。

很久之后我才发觉，所有的相册、所有的故事和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用花体字母标着主人公的姓名缩写，照相者的名字和拍摄地点）都是来自母亲这边的。而父亲这边，除了书架上孤零零的两三张照片之外，别无他物。照片上，年轻的祖母很像年轻时候的妈妈，而严肃的祖父则酷似老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默守房间一隅，几乎与家族历史的宽阔河面、码头、浅滩、河口等等毫无关涉。

此外还有几本装明信片的相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太姥姥萨拉书信体纪实的片段，来自巴黎、下诺夫哥罗德、威尼斯、蒙彼利埃的鸿雁消息），它们构成了一整座被湮没的视觉记忆图书馆：两颊丰满的美人和口髭浓重的美男子，身穿古典长袍的俄罗斯孩童，象征主义油画《死神与少女》，石像鬼，还有褐色的城市风景明信片——意大利的、法国的、德国的，背面没有任何文字。

我最喜爱的是一小组城市夜景明信片：夜色中的花园；在街角处放射光芒的电车；空荡荡的旋转木马；谁家走丢的孩子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无用的套环；高耸的楼房，油光可鉴的棕黄色窗棂，窗户后面进行着的还是那个旧时的生活。所有这些，在灯火中摇曳着深蓝，散发着纯粹的忧郁，成倍地难以企及。这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旅行还是一种奢望，出国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绝无仅有的两三个出过国的熟人仿佛镀了金身一般）；也是因为，莫洛亚 [4] 笔下的当代巴黎跟明信片里那个蓝色与黑色的巴黎毫无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即明信片里的那个巴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明信片，就像名片或者装有粉色信纸的信封，让人恨不得立即把它们派上用场，却又想不出此时此地该拿它们怎么办。因此，相册再次被束之高阁，明信片重新被装进盒子，晚会结束了，一如往常。

这个旧世界的某些东西——它们将房间堆得满满的，像房间赖以支撑的爪子——终究在新生活中派上了用场。浅黄色的精致饰绦被我缝到了火枪兵制服上，穿到了学校的嘉年华上。另有一次，我戴了一顶黑色的巴黎礼帽，上面插着一根长而鬈曲的鸵鸟羽毛。那副细软皮革的手套已经套不到手上了，有些缩水了，但看上去似乎只是不合手罢了，而我就像灰姑娘的姐姐一样，为自己的宽大骨节感到难为情。华美轻盈的加尔德涅尔陶瓷 [5] 茶具每年被用来喝上两三次茶，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时才用。每逢此时，都是寻常生活中难得的庆典，一切规矩都可以暂时放宽，平时禁止的都被破例准许。在其余日子里，相册静静地躺着，而时间无声地流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家族是最最普通的，绝非大富大贵。所有那些家传的物件无非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陈设：几件索耐特家具 [6] ，两三把橡木圈椅，黑皮封面的《托尔斯泰全集》。如今，它们中的某些或许的确称得上传家之宝，但最初都是普通无奇的日常物件：钟表为的是报时，气压表为的是预测风暴，带有猫头鹰雕饰的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