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兴趣——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不公平的。我一方面觉得必须讲述他们，为他们发声；另一方面却又害怕开始，害怕由好奇的听者和受话人，由层层叠叠、枝枝蔓蔓的家族历史所交汇的家族端点，变成他者和外人，变成一个挑挑拣拣的说书人，全权决定哪些部分能够见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祖父母辈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为了变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琐碎之中，与充满宏大叙事、动辄数百万人口误差的大历史保持距离。这种选择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无人确知。1914年秋，我年轻的太姥姥萨拉从战火连绵的法国辗转回到俄国，她本可以重新投身革命，由此进入历史教科书或者——更有可能地——枪决名单。可她心甘情愿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终日守着四面条纹墙纸和一个丑陋发黄的奶油罐儿。那个奶油罐儿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活过了旧世界，活过了20世纪。

年轻气盛时，这曾经令我窘迫不堪，那种感觉难以描述，也令我羞于追根究底。怎么说呢，这关乎情节构思，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族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好让我们的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庆典上尤其明显。那时，战争才过去四十几年，刚好与我本人现在的年纪相仿，参加学校庆祝典礼的总是别人的爷爷——鲜花奖章，站在讲台上，腰板笔直，寡言少语（他们所经历的不适合被改编成童话或者魔幻故事），较之于证人，倒更像是证物。可我呢，外祖父廖尼亚没上过战场，他当年是工程师，在大后方工作；祖父科利亚本来是有军官证和红星勋章的，可后来听说，他当时在远东服役，究竟打没打过仗，终究不得而知。

不知从何时开始，感觉他应该是没打过，这种怀疑始自他日后的遭遇。这段暗黑历史乌云一样压在家族头顶，族人对此讳莫如深。那是在1938与1939年之交，贝利亚秘密特赦时期，有些人被突然释放；有些人，比如科利亚爷爷，没来得及被抓进去。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云遮雾罩，直到后来我核对了时间才发现，那段暗黑历史刚好与祖母的第二次怀孕时间重叠：我父亲出生于1939年8月1日，距离二战爆发和奥登的名诗September 1, 1939 刚好一个月：

Waves of anger and fear

Circulate over the bright

And darkened lands of the earth,

Obsessing our private lives;

The unmentionable odour of death

Offends the September night [1]

上帝知道，父亲怎样奇迹般地成了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得以成长在完整的家庭，父母双全，还有一个姐姐。关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我知道两个版本，流传在我童年的那个和圣诞树一样可疑，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但不管怎样，祖父作为战斗英雄的故事难以成立，在我们的家族叙事中，祖父如同漩涡中的一朵刨花，难以汇入关于战争与胜利的集体讲述。

总的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和历史沾边的亲戚，而我的族人却集体靠边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打过仗，没有一个人受过镇压（外祖父廖尼亚也曾因莫须有的罪名险些遭到逮捕和审讯，后来同样幸免于难），没有一个人在德军占领区生活过，没有一个人遭遇过世纪大屠杀。唯一的例外是外祖父的姨母薇拉，她年仅二十岁的儿子廖吉克死在了列宁格勒前线。但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关于战争的，不如说是关于命运不公的。那个穿着圆头毡靴的大男孩无论如何也不肯安息，直至今日，每当我听到“廖吉克”这个名字时仍会眼圈发痒，喉头哽咽，就像妈妈从前那样——正是从她那里，我继承了所有的手稿和姓名。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属于所谓的“艺术军团”。他们当中有很多医生和工程师，有建筑师（但不是搞艺术造型设计的那种，而是特别务实的设计道路桥梁的那种），还有会计和图书管理员。这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远离时代的风车矩阵。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入党，但这并非出于抗议，只是由于他们的生命似乎深深地沉淀于血管内部，绝少流向体表，而任何反应只有在体表才是显而易见，具有规模和结果的。如今，随着他们相继步入永恒黑暗，他们的历史被完结，终于可以讲述和凝视他们了。毕竟，被发现是某种程度上的必然，而仅此一次对他们未必有损。

* * *

时不时地——总是在夜里，通常是在周末或者生病休假——妈妈会心血来潮地邀我同看家庭相册。每次都要大费周章地打开橱柜的门（装相册的一侧紧靠沙发，所以很需要技巧），抽出装满小盒子的抽屉。盒子里保管着心爱的小物件：证件照，不同年份的照片，来自克里米亚的小石子，不知谁的老古董哗啷棒，爷爷的一套绘图仪（“等你长大了，我就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