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无数缘起

第一次中断这篇文字的写作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当时我用的还是小学的横格本，在写满的纸页后面预留了两三页空地。我当时规划的是一部鸿篇巨著，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延期了。

严格说来，这本书的写作史就是一连串的中断。我以各种理由停笔，留待将来，留给更好的自己，就像小时候所做的那样。仅仅为此做出力所能及却又微不足道的准备，比如坐火车或者打电话时随手在纸片上做些类似标记的东西，似乎仅凭这三言两语，记忆便可还原一个内容框架，如同组装起一顶可折叠的行军帐篷；又好像这些干巴巴的潦草笔记，一经记忆泡发，便可绽放成繁盛的樱桃园。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回忆录中经常提及一个儿童游戏：在碗底放一些浅黄色薄片，倒满水，薄片立刻就焕发出光怪陆离的色彩，仿佛来自奇幻的东方，中国或日本。但我从未亲眼见证，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在祖母留下来的传家宝中，有一个会抽烟的小人，黑脸膛，火柴高矮，有模有样地抽着一根根细如毛发的香烟。香烟真的会冒烟，火星随着烟灰后退，一根接一根，直至全部抽完。现如今，它的本领已经无从见识，而只能讲述了。不过，这未尝不是一种圆满，毕竟，对于已然消失的事物或日常活动而言，所谓天堂，就挂在人们嘴上。

最早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十岁，也是在这栋位于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如今我同样在这里敲出了本章的头几个字母。在20世纪80年代，房间靠窗位置有一张边角带豁的书桌，一盏橘黄色的台灯，我在台灯底座上粘了一张贴画儿，所有贴画里最好的一张：晦暗的天空下，雪花纷纷扬扬，熊妈妈拖着一架雪橇，上面歪坐着小熊崽儿，旁边放着礼品口袋。贴纸黏唧唧地泛着幽光，上面有五六张贴画儿，我将其一一剪下，在盛着温水的小碗里一泡，把透明画纸麻利地从贴纸上揭下来，迅速粘到某个光滑的表面，展平，不留一点儿褶子。我记得在厨房搁架的小门上贴着另外两张：一张上面是一个小胖墩，头戴西班牙式宽檐帽，身穿多米诺式斗篷，脸上戴着半截猫脸面具，周边用金丝线绣着花体字母；另一张是企鹅和企鹅宝宝，在红红绿绿的北极光下。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有熊的那张。

似乎，当我把这些直到老屋装修之前已经贴了二十年的，本已乌漆墨黑、无法辨识的旧生活的碎片一一讲述，从而使其重新生机勃勃、容光焕发时，我的心里会好受些，觉得总算把它们安放了。而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碎裂成成百上千个破旧的、黯淡的、腐朽的、死掉的东西或玩意儿。似乎，我的毕生事业就在于将它们一一登记造册；似乎，我的成长就在于此。

不经意间的第二次动笔，恰在我弯弯曲曲、狂野不羁的十六岁。那是趁着一场恋爱的余波，这在当时看来是天大的事，足以决定一切；但随着岁月流逝，它逐渐褪色、风干，如今已经无法复原陪伴我走过那场爱情的那种唯爱至上的感受了。唯独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当意识到一切已经结束时——即便不是在心里，至少也是在时间和事件上——我觉得有必要记住一切重要的精彩片段：细节，聚合点，谈话的拐点，个别对白。我想先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等日后有机会再来写作。线性叙述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因为线索本身就不很清晰。我当时记下了一切不该被忘却的。随手抓起的每张纸片上都写下了三言两语，它们能够立即在当时的记忆中还原一个事件：某次对话，某个街角，某个玩笑，某句誓言。所有事件都顽固地阻挠我的意识为其编排顺序，无论按照首字母排序，还是时间先后。因此我决定：有朝一日，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将所有这些碎片统统放进父亲那顶漂亮的从未戴过的灰色礼帽，然后随便抓出一张，动笔开写，一张接一张，一件事接一件事，一个点接一个点，直至温柔乡地图最终绘制完成，从而为自己竖起一座纪念碑。后来，那三四十张纸条在书桌抽屉里四处散落；再后来，悄无声息地掉进了搬家、重新布置、突击扫除的窟窿里。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如今我已经记不起那三四十张纸条当中的任何一张，而在若干年前，我曾经那么地害怕自己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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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想法本身——凭借断断续续的提醒和回忆，将自己的或共同的故事从已知的或想当然的黑暗中扒出来——却至今令我振奋。这一拯救性工程的初始阶段变得习以为常——打电话时记在信封上的潦草字迹，工作日记中随手写下的只言片语，杂乱无章的、随时增加却无暇审视的无形编目卡：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如今的日常。只是，能够与之谈论过去的人，却日渐稀少了。

但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我会完成一部家庭之书，这曾一度被我视为毕生事业，而且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生，而是众多人合而为一的一生。因为，我侥幸成为了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向外界发声的人——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谈和体己话儿，而是面向集体经验的火车站台。他们中的所有人，活着的或死去的，都不曾被人注目，生活没有赐予他们任何留下痕迹、被人记忆、置身于聚光灯下的机遇，平凡无奇使他们无法引起普罗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