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者日记

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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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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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