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若干照片

阶层的标志色，象征着衣食无忧，优雅闲适。照片上的男孩六岁左右，两年后他的父亲去世，又过了两年，男孩和母亲一起，被命运之海裹挟着，漂到了莫斯科。这个男孩是我的外祖父，这个女人是我的另一位太姥姥别佳（别尔塔）。初到莫斯科时，为了糊口，太姥姥别佳什么都干过，主要是靠打字为生。那台古老的打字机至今陈列在我的书架上——一台笨重的迈赛德斯，带有可拆卸的键盘。

十四

这是一张20厘米×30厘米的巨幅图片，老照片的复印件。背面写着：“1905年。自左至右：金兹堡，巴拉诺夫，加利佩尔，斯维尔德洛娃。原件藏于高尔基市保护区博物馆，编号11281。研究员格拉季宁（？）。”编号上面盖着一枚蓝色圆印。

正值隆冬，脚下是久被踩踏的积雪，毛茸茸的深色皮衣皮帽上带有点点白斑——那是老照片上常有的污渍，呈点状或条带状，将画面盖住。排在左一的是太姥姥萨拉，时年十七岁，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成熟。用别针固定在头发上的女帽滑落到了后脑勺，露出一绺头发，圆脸蛋皴裂了，一只手缩在大衣袖筒里，另一只手紧紧攥成拳头，显然很冷。她的右眼在街垒战中受伤了，缠着一块黑色绷带，俨然加勒比女海盗。这次街垒战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起义于1905年12月12日（即新历的12月25日）在索尔莫沃区和卡纳维诺区爆发，经过三天的巷战，被炮兵镇压。

在家族记忆当中，这张照片就被命名为“街垒中的外祖母”。不过，照片上并没有街垒，众人身后是一堵砖墙，侧面的雪泥当中似乎竖着一道篱笆。仔细看去便可发现，照片上的人全都十分年轻：长着浓密胡须的帅小伙儿巴拉诺夫头戴一顶库班哥萨克式平顶羊皮帽，那个我不熟悉的加利佩尔长着一对招风耳，太姥姥的闺蜜斯维尔德洛娃一副娃娃脸，颧骨突出。六十年后，档案记忆中只剩下了两位女士——萨拉·金兹堡和萨拉·斯维尔德洛娃。彼时两人均已鬓发斑白，穿着厚厚的棉袄，坐在老布尔什维克之家旁边的长凳上，在冬日的太阳下取暖，双手插进老式暖手筒里，抱在小腹。

十五

达洽的清晨。某人坐在编织椅上，只能看见两只脚和条纹裙的裙摆。凉台，蒙着漆布的桌子上摆满了陶瓷餐具：茶杯、盛面包干的盘子、奶油罐、花繁叶茂的高脚花瓶，再远处是一口汤锅，里面是什么不得而知。一位身穿夏裙的姑娘正优雅而专注地享用早餐，双肘放在桌布以下，右手持刀，左手持叉，穿着摩登凉鞋（圆头，小皮带绕过踝骨）的双脚放在管脚枨上。坐在对面的姑娘正埋头在茶杯里搅拌方糖，花裙子下面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裸露的胳膊反射着阳光，头发用丝网束住。远处，一位穿着围裙、裹着白色头巾的中年妇女正密切监督着头一位姑娘——我的外祖母廖利娅有没有好好吃饭，她是米哈伊洛夫娜奶妈，自从加入家族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拍摄年份大概是1930年。长凳上放着一摞报纸，最顶上是一份新的《星火报》，封面上是一个模糊的女人像，看不清楚在干什么。

十六

这张照片，无论色调还是触感，都让人联想起铺路用的碎石。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面孔，裙子，难看的毛袜子，砖墙，木门，花园里的带刺灌木丛。已不年轻的女人坐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双臂半抱在胸前，一只手停在小腹位置，像是打算做什么动作却临时忘记了一样。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完全舒展开来，沉静的脸庞宛如一只永远停留在正午的表盘。这张照片上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极端的贫穷——缺少戒指的宽大指节，唯一的粗布裙子；被拍照者显然完全没有花心思为永久留念打扮自己，给自己的庸俗日常好好地放个假，一切都是现实中的样子，因为也没有什么可以修饰的。这是奶奶的妈妈、我的又一位太姥姥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 [5] 的女读者，在勒热夫郊外的村庄。照片可能拍摄于任何年份—1916年，1926年，或者1936年——时间的流逝未必会给这里带来任何变化。

十七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抱着一个别人的大洋娃娃。洋娃娃很漂亮，粗粗的麻花辫，红扑扑的脸蛋，传统民族服饰——绣花衣襟，高高的盾形头饰。洋娃娃令女孩心花怒放，盯住镜头的眼睛兴奋得放光：瞧！我们在这儿！我和洋娃娃！二者一瘦一胖（小女孩瘦巴巴的，洋娃娃胖嘟嘟的），一黑一白（小女孩一头蓬松的黑色鬈发，洋娃娃则是浅黄色头发，长辫及腰），爱与被爱。小女孩虔诚地抱着自己的战利品，一只手掌小心翼翼地托在洋娃娃的腰间，另一只手轻轻地握住陶瓷的手指。照片是黑白的，我无从知道儿时的妈妈身上穿的樱桃裙子和头上的蝴蝶结是何种颜色。

十八

照片很小，肩章模糊不清，但我知道，科利亚爷爷一路晋升至少校，直到1944年才复员。照片显然拍摄于复员前，面部紧绷，如同一只攥紧的拳头，除了力量之外不表达任何东西。剑眉入鬓，双耳贴面，双眼炯炯有神，嘴巴刚毅，五官聚合为一只致密的台球，构成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军官的标准肖像。格尔曼拍摄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