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森去了华盛顿并得到了所需的延期。他还试图聘请一位有庭审经验的律师担任首席律师，但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他开始与奥本海默一起撰写对那些指控的书面回复。几周后，加里森成了奥本海默默认的首席律师。包括加里森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缺乏庭审经验，所以他并非最理想的人选。1月中旬，戴维·利连索尔从奥本海默那里得知他聘请了加里森，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希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不过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实在太站不住脚了，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律师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即将举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华盛顿。1954年1月2日，联邦调查局监听到姬蒂试图打电话给迪安·艾奇逊，她想知道他是否了解“内情”，但她没能联系上艾奇逊。几天后，斯特劳斯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他“承受了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他们想让他任命一个能为奥本海默‘洗白’的听证会委员”。斯特劳斯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不打算屈从于压力”。此外，他还说他明白审讯奥本海默的审查委员会的人选“至关重要”。万尼瓦尔·布什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当面质问他，布什告诉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他对奥本海默下手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布什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极大的不公”，如果他继续追究此事，“必定会自取其辱”。斯特劳斯愤怒地回答说，他“根本不在乎”，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说法“打退堂鼓”。
后来，斯特劳斯曾把自己当时的处境描绘成身陷重围，但实际上，他那时就知道自己处于上风。联邦调查局每天向他报告奥本海默的行踪及他与律师的谈话，因此他能够预测奥本海默在法律上会有何行动。他也很清楚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法看到联邦调查局奥本海默档案的全部内容，因为他没有给他们所需的安全许可。此外，他还要亲自挑选听证委员会的成员。1月16日，加里森要求批准自己和赫伯特·马克斯的安全许可，斯特劳斯拒绝了马克斯的安全许可，可是马克斯本人就曾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务人员。现在如果加里森能及时获得安全许可，他仍有时间准备此案，但是加里森的立场是：要不就整个辩护团队都获得安全许可，要不就干脆放弃。但他很快就后悔了，当他想要扭转局面时为时已晚。
3月底，加里森得知听证委员会将花整整一周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奥本海默的原始调查文件。更糟糕的是，加里森沮丧地获悉，原子能委员会的“起诉”律师将现场带领听证委员会了解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污点记录”，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加里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沉浸在这些文件中一周后，听证委员会的成员会对他的委托人产生偏见。但当他要求出席为期一周的案情说明会时，遭到了断然的拒绝。与此同时，加里森还在试图为自己争取紧急的安全许可，这样一来他至少可以接触到说明会上的材料。但斯特劳斯告诉司法部：“无论如何都不能批准紧急的安全许可。”在斯特劳斯看来，无论是奥本海默还是他的律师都没有法庭上被告所享有的任何“权利”，这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内部安全听证会，不是一次民事审判，斯特劳斯将是规则的制定者。
斯特劳斯暗中破坏奥本海默的辩护有违宪法，但是他对此不以为然。他明知联邦调查局的监听是非法的，但他毫不在乎，他告诉一名特工：“联邦调查局在普林斯顿对奥本海默全面的监视对原子能委员会帮助很大，因为他们可以事先知道奥本海默的下一步行动。”这种做法激怒了哈罗德·格林，他告诉斯特劳斯：“这个案子与其说是调查，不如说是迫害，他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他要求退出这个案子。
有一天，在华盛顿拜访巴彻夫妇时，奥本海默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监视。琼·巴彻回忆道：“他走进房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画都翻起来，看看背面是否藏着录音设备。”一天晚上，他取下挂在墙上的一幅画说：“就在那儿！”琼说监视让奥本海默“心惊胆战”。
纽瓦克的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建议停止对奥本海默家的电子监听，“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侵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隐私”，胡佛驳回了这个提议。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不仅限于奥本海默一人，当姬蒂年迈的父母弗朗茨和克特·普宁在欧洲旅行结束后乘船返回时，联邦调查局安排美国海关人员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还拍摄了普宁夫妇携带的所有书面材料。这种遭遇让姬蒂坐轮椅的父亲和她母亲精神极度紧张，后来他们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斯特劳斯将他消除奥本海默对原子能委员会影响的计划拔高成了为美国未来而战。他告诉原子能委员会的总法律顾问威廉·米切尔：“如果这个案子输了，原子能项目……将会落入‘左翼分子’之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另一起‘偷袭珍珠港’……如果奥本海默都能获得安全许可，那么‘任何人’无论有何种不良记录都可以获得安全许可。”斯特劳斯认为，因为危及国家的未来，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都可以置之不理。在他看来，仅仅解除奥本海默与原子能委员会的正式顾问关系还不够。斯特劳斯担心，如果不能毁掉奥本海默的名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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