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岳长辉在听课时，并不像我一样唰唰地一个劲儿记笔记，他基本不太动笔，干的最多的是喝水。他带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罐子，隔一小会儿就拧开盖喝几口，有滋有味的，喝完再小心地拧好放在桌上。他甚至还有个缺点，时不时地抖上一小会儿腿，抖得我很心烦。
我不好意思说他抖腿的事儿，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份儿上，但我虚心向他请教了记笔记的事。我问他为什么不记笔记，这样不是很容易把老师讲的重点略过去吗？
岳长辉眨了眨他的大眼睛，很认真地问我，哪些是重点？
——我被他问住了。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在东技会这么虚心，甚至是虔诚地请教同班同学问题，这是第一回，我冷不丁地愣了。
我想了半天，从补习的图书馆教室出来一直想到宿舍楼前，我试探地说，考点啊，考什么，什么就是重点哪。
我当时的样子一定蠢极了，要不然，岳长辉怎么会笑得那么无形无状呢，看样子，他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关系到没到份儿上的问题，结结实实地、毫不掩饰地嘲笑了一通。
我的天哪！
岳长辉把他的大水罐子捂在肚子上，朝前跑了几步，说，我是不能告诉你，让你知道了，你就考第一了。
我当然紧追不舍，他也笑够了，又打开瓶子灌了通水，问我，那你说考什么？
我又被他问住了。
我说开什么玩笑，我知道考什么的话我直接背题就行了，费这个劲干吗？
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重点，那你唰唰唰地记来记去，有什么用呢？
这确实是个太大的问题了。
我说，你别说，让我慢慢想。
我突然明白过来，这个问题我要想不明白的话，就不是考不考得上大学的问题，这是智商问题，这很严重。
带着这个和整个世界一样重的问题，我简单洗漱后爬上床，将胳膊腿儿长长地伸开，将我的全部交给这个问题。
但我却想起姐姐了，想起她啃骨头时伸着的大长腿了，姐姐的腿脚已经开始浮肿，说连睡觉都腰酸背疼，我心里竟然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对姐夫不太那个了，这种反感并不清晰，带着怨怼，好像还有点嫉妒，还有种隐隐的被伤害后的恨意——想到最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翻了个身，冲着墙，好像怕谁会发现了似的。
宿舍空了，没有足够的人气儿浸润的小屋生出了霉味，被掀卷起的床垫露出木床板和铁床架，彭浪靠近壁橱的床角，竟然张起一张蛛网，清早我就看见了，心想一会儿清理一下，但转身就忘了。此刻，那张网上，那只蜘蛛，可能和我一样，在静静地想着自己繁乱的心事吧。
但也许它在嘲笑我呢，它在吐着丝，将白天小虫子挣扎时弄断的经纬重新扯好，它边干活边大声嘲笑我，愚蠢的人类呀，安稳地粘在命运的网上不好吗，何必苦苦挣扎，把胳膊腿都挣得七零八落呢？
想到这儿我真想跳下床去，打开灯，把那只自大的黑蜘蛛连同它丑陋的丝网一把扫到下水道里去。
——我这是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在这个深夜，我竟然堕落到和一只蜘蛛一般见识，还是因自己臆想出来的理由。我隐隐约约地想起母亲在的时候，与父亲的一次争吵或者说争论。
年代并不久远，是我当时幼稚的心灵难以将一来一去的那些对话理清。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潜进那个初春的清晨。
有风，我们家蓝色的门楣上荡着一截麻绳，我猜想是上一个春节时用来挂灯笼的。初三时历史老师讲到萨拉热窝事件，说它是一战的导火索。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我，看着短头发的历史荆老师，却突然想起我们家的那个清晨，想起门楣上的那截麻绳，末端爆着火花——
这一刻的回忆，很有可能，已在两年前那节历史课上重塑过了。包括后来我父亲摔门而去时风衣掀起下摆的背影和母亲的黯然神伤。在这之前，我被母亲拿湿毛巾擦了手脸摁在茶几旁的一只小板凳上，将面前一小碗鸡蛋羹挖开一小勺填进嘴里，淡淡的腥味和灼热在我舌尖上打了个滚儿，我未及下咽，母亲在窄小的厨房门口端着两只大碗，刚一露头又缩回去，我听到母亲说，听懂了，不就是嫌我不如人家懂事吗，看来我是多余了！
你简直就是借斧头的人嘛。
站在地上扣好衬衣袖口的扣子的父亲说完，一把揪下挂在门侧衣架上的风衣，边开门边扬着胳膊穿了，门哐当一声又合上。母亲却在厨房久久没有出来。
这是唯一一次我能回忆起来的与母亲的离世有些关联的父母间的片段了。但就算是这些零碎的印象，我亦不能保证它的真实。回忆是一种无限自动生长和分蘖的东西，每回忆一次，陈年旧事之花朵犹如被强硬地打捞出水面一次，被讲述前脑海中的追想，仿若刀刃，仿若阳光风雨，仿若颜色，将回忆之物反复剖解、取舍、漂染着色、条分缕析，随后的语言和文字的筛眼，又一回将它们用人类文明的形式和规范挑选和呈现——回忆这条漫长的隧道啊，一头是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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