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快到五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其清晰而逼真的梦。他梦到自己身处一艘远行的船上，不到一小时前，这艘船刚刚离岸，开始一段愉快而又意义重大的航程。奇怪的是，海岸隐约是西班牙的海岸。而他正侧身躺着，安静地品味这段旅途。旅途的这个阶段仿佛神奇的梦境，但又毫无激情，他很了解这种状态：出发时探险般的兴奋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已经不再新鲜并且一成不变的海岸线、平静的风浪，以及船身单调的前行和颤动。这样的颤动还会持续好几个星期……一阵猛烈的风从他耳边吹过，呼啸着卷起绿色的波浪，将身后的陆地衬托得格外平寂和不真实。他感到冷极了，还有点恶心，但他并不想动——的确，也动不了。身下巨大的水流声和海浪的翻滚让他昏昏欲睡，无论怎样都动弹不得。
忽然，他醒了，发现自己正在黑暗的房间里。梦中的水流声其实是他的呼吸声，不想动实在是躺在床上太舒服，尽管有点冷，身体有点僵硬。而促使他醒来的则是梦中的那阵恶心。呼啸的风声来自外面尤思顿路上驶过的一辆卡车。
寒意和逐渐恢复的知觉令他沮丧。他又这样了。
他看了看自己糟糕的处境：他正在简陋的小屋里，躺在床上，醒着。除了外套和鞋子，他穿得好好的，只裹着一条粗糙的被子御寒。至于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压皱，看上去邋里邋遢的……
天已经漆黑，但还不到五点。要是到了，闹钟会响的。他暂时还不用起来。楼下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怎么睡着了？他记得三点半的时候，自己高高兴兴上了楼。那会儿还是白天，天还很亮，现在已经黑得吓人。
他叹口气翻了个身，又泛起一阵恶心，于是顺从地躺着不动，直到那阵不舒服过去，然后小声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得面对现实，今天午餐时又喝醉了。
终于，他从床上跳起来，把煤气灯点上。
他将暖壶里的水一股脑儿全倒进盆里，把脸埋进去，屏住气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大口地喘着气，用毛巾使劲擦脸。
毛巾与脸的摩擦给了他一点刺激，使他恢复正常，不再去懊恼。恐惧感消失了。某一刻，他是那个备受折磨的灵魂，在黑暗的、无法逃离的宇宙中凝视着自己。现在，他已经变回午夜钟声酒馆的侍者，正在房间里穿衣准备，一刻钟后将要开门营业。
尽管如此，被煤气灯照亮的墙壁和身边的一切都被沮丧的情绪所笼罩——他为自己傍晚才从无节制的生活中醒来而感到沮丧。只有晚上才可以如此放纵，然后在红色的朝霞中醒来，痛下悔心。而暮色降临的傍晚，还有一晚上的辛苦工作等着他，就没时间这么自我安慰了。
楼下，午夜钟声酒馆里静得可怕。用“可怕”二字来形容很贴切，因为确实有可怕的家伙在爬[1]似的，它们静静地潜伏在走道里，悄悄爬上两步，然后又藏起来……
终于，光秃秃的木头楼梯上传来的女人轻快的脚步声打破了沉寂：一个轻巧的身影哼着小曲儿从他门口经过，进了隔壁的房间，砰地关上门。
那是艾拉，他那位活泼的同事，午夜钟声酒馆的女招待。
她每次经过他的房门时都哼着小曲儿。从某些角度看，她很羞涩。但此刻从隔壁传来的各种唐突的碰撞声，还有暖壶、盆的声音，对他而言既像是微妙的挑衅，又有点诱惑。他几乎不了解她，真的，她颇有点神秘，他们之间只会打打趣，只是朋友而已。她这个下午过得很好，去克拉彭看望生病的姑妈（她还这么一贯天真地称呼对方）了。
不一会儿，她隔着墙叫他，把他的名字拉得很长。
“鲍——勃！”
“嗯？”
“几点了，鲍勃？”
“还有五分钟！”
艾拉含糊地应了一声，接着又传来一声碰撞。
“怎么啦？”
“没事！”
一阵安静。
还剩五分钟。两人没再说话。楼下就像开演前的后台，鸦雀无声。而楼上这两位正在安静地梳洗，想让自己看上去端庄得体。他们都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都想与那些纠缠的酒鬼保持距离。
鲍勃基本准备好了，他穿上白色的外套，系上白色的围裙，接着走到镜子前，俯身使劲地梳头——梳头可以缓解压力，还能提神。
镜子里的他几乎完美。光洁的皮肤，白亮的牙齿，刮得干干净净的线条紧致的脸庞，显得机敏、爽利，还透着一种坦诚，梳得很整齐的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他又退后几步照了照——对一个懊悔的人来说，眼前的自己确实让人振作。其实他并不是英国人，美国和爱尔兰血统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美国血统。他的父亲曾是一名美国警察（这也是他最乐于炫耀的事），但他从未见过对方，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出海时已经在伦敦去世了。他早年在海上度过，在英国被收养，说话有一股伦敦腔。现在，他二十五岁，但看上去可能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任何年纪。他是午夜钟声酒馆的雇员，所到之处颇受欢迎。
就在鲍勃梳头时，艾拉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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