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也一次比一次迫切。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吴、蜀的力量却越来越强，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一的大业，客观上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却空前增加了，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但另一方面，经过魏、蜀、吴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战争的摧残，人才的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期那么容易了。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的人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的需求。

三道求贤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的。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形成了一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的重要标准。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都非常重视仁孝。如宣帝强调“孝弟有行义”，哀帝强调“孝弟淳厚”，章帝强调“孝行为首”，桓帝强调“至孝笃行”，没有一个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要“勿有所遣”的。选拔人才的地方推举，评论人物的清议，也都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的科目，作为儒生仕进的阶梯。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一直严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一岁的这一年，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的人才是十分重视的。

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选拔标准，地主官僚的子弟只要通经，只要有忠孝仁义的虚名，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经过察举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的机会。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败，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灵帝时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引时人语）的局面。加之汉末大乱后，士人流散他乡，州郡察举的制度也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阙，走选拔人才的老路，势必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要大量罗致人才，推进事业发展，就必须打破旧传统，抛弃旧标准，另辟一条新路。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的令文中，就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在这三个令文中，更反复申述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大胆否定了以仁孝为中心的用人制度，把反传统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不是要同传统彻底决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曹操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踏入仕途的，对忠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后，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后张邈叛变，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知道后，对毕谌说：“你老母在张邈那边，你可以离开我这里到那边去！”

毕谌赶紧叩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曹操为此大加称赞，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谁知毕谌一离开曹操，就找机会逃走投奔了张邈。后来曹操打败吕布，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以为他肯定活不成了，谁知曹操却说：“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我所要访求的人啊！”

不仅不治毕谌罪，还让他去做了鲁国相。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还是十分欣赏并提倡孝道的。像毕谌这样的人在曹操阵营中不会是个别的。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时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赞誉，曹操任命他做了广宗长。后因旧主死去，邢颙擅自弃官奔丧，有关部门向曹操举报，曹操却说：“邢颙忠于旧君，有一致之节。”不仅不加追究，后来还任命他做了司空掾。郑浑的高祖父、父亲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听说后，就把他召为掾属。曹操宣布孔融的罪行，也是说他不孝。在第三道求贤令中，曹操还把推举“至德之人”放在了首位。这些都证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义。在曹操看来，讲究忠孝仁义的人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忠于自己，实心实意地为贯彻自己的政策和路线服务。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严重缺点、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也不例外。由于特别强调了才能，德行无形中退避到了次要地位，成了一种陪衬，因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在实践中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一大批出身低微、“经”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经反对过曹操的人能被吸收到曹操周围，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和僚属，就是贯彻了这一方针的结果。有的人来到曹营后，仍然不修德行，老犯错误，曹操有时也能加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