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吾任天下之智力”
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以来，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条件，如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兴屯田、大量罗致人才以及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锻炼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等。单就罗致人才一点而言，曹操的成绩就很突出。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曹操也占有明显优势，这成为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首先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同袁绍一起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卓越识见。一次，袁绍问他：“如果讨伐董卓不能取得成功，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占据地盘呢？”
曹操引而不发，先反问一句：“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袁绍气势如虹地回答：“我南面据守黄河，北面依恃燕、代，再将西北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势力吞并，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大业总可以成功了吧？”
曹操听了，不置可否，却沉稳地谈了自己的打算：“我任用天下的谋臣和将士，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稍停片刻，曹操又补充说：“商汤起兵于亳，周武王起兵于岐周，难道他们的地盘相同吗？如果将险固的地盘作为资本，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曹操在这里自然不是反对获得地盘，尤其不是要反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认为人才比地盘更为重要。有了人才，没有地盘可以获取地盘，反之则有了地盘也可能失掉地盘。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有了办法，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以从容对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很难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站稳脚跟。曹操的识见，自然要比袁绍高明得多。
曹操能有这种识见，一方面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他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善哉行》诗第五解云：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
春秋时齐桓公因得管仲（即仲父）为相，成为五霸之首。后因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他所宠信的宦官竖刁等坏人，弄得朝政日非。桓公死后，其五子争位相攻，以致其尸体无人收殓，放在床上六十七天，腐烂后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得人与失人，差别不啻天渊，曹操怎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以自警呢？
建安三年（198），袁术军中发生变乱，消息传来，曹操问部属何夔：“你觉得这消息可信吗？”何夔回答说：“袁术无信人顺天之实，却希望天人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得志于天下的。失道之主，亲戚都要背叛他，何况左右部属呢！依我看来，这变乱的消息是确实的。”
曹操听了，深有所感地说：“治理国家失去了贤能的辅佐就要灭亡。像你这样的人都不为袁术所用，发生变乱不是很自然的吗？”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曹操对求贤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曹操从他起兵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罗致人才，在攻城掠地的同时，注意不断为自己开辟新的人才来源，每攻占一个地方，每打败一个敌人，就总会得到一批新的人才，以致形成了帐下人才济济一堂、源源不断的局面。有时，得到一个人才，甚至比新得到一块地盘更为高兴，袭占荆州后，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综观曹操的人才，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跟随曹操一起起兵的亳县子弟。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曹休、曹真等人，或为宗族子弟，或为同乡故旧，是曹操所倚重的基本力量和心腹将领。其他亲朋故旧，曹操也常给予关照。一次，曹操问别驾蒋济：“胡通达是一位长者，他有子孙在世吗？”
蒋济回答说：“有一个儿子叫胡质，气概谋略不如他的父亲，但处事的精明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操听后，即召见胡质，任命他为顿丘令。发干长王凌因事被判处五年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一次正拿着扫帚扫大街，曹操乘车路过，问是何人，左右以实情相告。曹操听后说：“这是子师哥哥的儿子啊！所犯的过失也是因公，放了他吧！”
子师，即司徒王允，为诛杀董卓的主谋，后被李傕、郭汜杀死。曹操赦免王凌，显然考虑了过去同王允的交情及王允诛杀董卓的功劳。有关部门遵照曹操意旨，立即起用王凌为骁骑主簿，曹操后又任王凌为丞相掾属。
二是从敌方营垒中投奔、投降或俘虏过来的人。由于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敌手，因此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如被陈寿评为“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和徐晃，其中张辽原为吕布部将，张郃原为袁绍部将，徐晃原为杨奉部将。谋臣荀彧、郭嘉原在袁绍手下，贾诩原在张绣手下，等等。曹操对敌方营垒中的人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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