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

“把我关掉吧”，她求我，“我很累。”

她坐在自己的床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旧书。看得出来，她并没有在读。我在她身边坐下，觉得有些替她难过。看着她驼背瘦削，肩胛骨微微凸起，我本能地直起了腰。她的两鬓已生出不少白发，耳边有些暗疮。她伸手挠了挠。我本能地把手抬到了耳边。莱娜从耳朵上取下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递到我的手里，我把它们装进了口袋。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却又难以言说的感觉，仿佛什么东西坏掉了需要修理。我用手搂住她的腰，把头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关掉了她。我尽量轻手轻脚，完成了这一切。

莱娜是不久前最后一个来到我们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关掉她。不过一般都是我去睡觉的时候来做这件事。今天我想，她的确太累了，所以可以早点关掉她，让她放松一下。她一整天都在打扫，抓柜子里的飞蛾，后来还跟出版社的人吵了一架。她还缴纳了我们的税款，还得把我们最近一次旅行的照片打印出来。缴税的时候出了些问题——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也没问，假装根本没管这事儿。只有真正要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才会理会这些事。

早晨，我听到她在厨房里唱歌。每天清晨她都会自动开机。热吐司片从烤面包机中弹出的声音提醒我们，该起床啦。可每次当我下楼，想要跟她一起唱的时候，她就安静了。那是一首非常老的流行歌曲，歌词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词意早已脱离了本身。

阿尔玛从花园里摘来了一些萝卜缨子，然后静静地坐在了桌边。她的手像往常一样，又脏，又粗糙，这个画面总让我觉得难受。我总以为，她的工作没有太大用处，这样的萝卜缨子完全能买得到，我可以把她也关掉。但是阿尔玛的存在神奇地平衡着我们的生活，也正因如此，我才能忍受地板上的泥土和毛巾上的脏污。关掉阿尔玛——这想法太愚蠢了，我自己都笑了起来。阿尔玛很少注意到我，这次却问：

“今天一整天都干啥了？你在家里转来转去，无所事事。”——她气呼呼地揪下一根萝卜缨子上的叶子。我被噎了一下。我在干啥？我在干啥？！我假装这个问题根本与我无关，把手藏在口袋里，因为它们在哆嗦。我在干啥？我在画画，写作，尊贵的小姐。我在思考，分析，命名。我干得少吗？我挣钱。我养活你们。我们就靠着我想出来的各种独一无二的故事过活。所以我必须得睡觉和做梦。在道德层面上，靠谎言和幻想为生值得商榷，但人类干的好多事儿比这还糟糕。我一直就是个撒谎大师，现在我以此为业。我甚至可以说，别相信我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别相信我。但是我画出来的故事表现了真实世界，所以也是一种真实。首先我得有自由的头脑。但我没说，什么也没说。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莱娜为早餐准备的蔬菜汁，上了楼。阿尔玛还嘟嚷了些什么，然后回去继续摘萝卜缨子。我要是像她那么大大咧咧，我就会告诉她我对她的工作的想法——她干的那些事儿完全没用。

透过儿童房虚掩的门，我看到法尼娅正在给三岁的孩子喂奶。我的腹部和胸部传来一阵难以描述的甜蜜的无力感，仿佛身体的边缘在婴孩的小嘴触碰到的乳头那里完全消失了。仿佛我的身体里出现了一个和外部世界联通的出口。

我们有个儿子。我们想要他有深色皮肤和亚洲人的面部线条。这并不容易，因为最近这种混血小孩特别受欢迎，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如愿了。哈利姆漂亮又聪明。因为他的出生，我们迎来了法尼娅，现在我们一共有四个人：阿尔玛、莱娜、法尼娅和我。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同性家庭中，每个人都幸福而满足，而“四”是一个对称、稳定的数字。

有时我想，我们就像是老式电风扇的那四片扇叶，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我们为自己争取空间，将时光的纷繁整理清晰。我们围绕着一个轨道运行，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着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把它记下来！”我对自己说——我有这样的习惯，把每一段思想都带回卡槽，然后把它们转换为图像。现在也是，我的想象中出现了风扇，我本应马上跑到我的房间，桌上摊放着纸张、图画和素描的房间。可是我满脑袋都是一个恼人的想法，恨不得立刻丢掉或者扔给别人的想法，让人嫌恶的想法：上午新邻居要来喝咖啡。

陌生人要来到家里面。陌生的眼睛，陌生的气味，留在绵软地毯上的陌生的脚印。他会把来源不明的微生物带到我们家。他有陌生的音色，男性的、低沉的、颤抖的，盖过周遭一切的声音。我们既不缺朋友，也不缺娱乐。晚上我们玩卡纳斯塔纸牌，看老电影，然后一边喝红酒，一边聊电影，在原本类似的观点中找些微不足道的差异。木棍游戏也很不错。我们喜欢这些不用战略战术，单靠运气的游戏。大家围在一堆交织在一起的木棍上面，头碰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灵巧的手指下，乱七八糟的木棍变得整齐起来。我们真不需要其他的什么人做伴。

结果现在新邻居要来。他不久前刚搬来，想结交新朋友。

孩子哭了起来，哭声执拗而尖锐，一直钻到人的脑袋里。“哄哄他！”我对法尼娅吼道。今天上午是没法工作了，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