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动的场所，对此我们毫无影响力。而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普通如我们的人的故事。此外，我们这样的人之间很容易相互认同，因此在故事的讲述者与读者或听众之间，便产生了基于共情的情感共识。第一人称叙事很容易拉近作为讲述者的“我”和读者的“我”之间的距离，而小说更寄希望于消除这种距离，让读者因为共情在某一段时间里成为讲述者。文学成了交换经验的园地，一个像罗马广场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观点，或是让第二个“我”替我发声。人类历史上恐怕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同时写作和讲述。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统计数据就够了。
每次去参观书展，我都能看到很多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书。表达的本能——也许和其他构建着我们生活的本能一样强大——最完整地出现在了艺术之中。我们希望被关注，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告诉你我家的故事”，抑或“我告诉你，我去过哪儿”，这样的讲述方式在今天是最流行的文学形式。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种叙述方式，还在于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书写，很多人掌握了写作这个曾经只是少数人用语言和故事表达自己的技能。矛盾之处在于，这看起来如同一个由众多演唱者组成的合唱团，彼此的歌声相互遮盖，大家争着求关注，做同样的动作，走类似的路，最后相互遮蔽。尽管我们知道他们的一切，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然而读者的体验却常常出人意料地不完整和令人失望，因为作者“我”的表达并不能保证尽显文字的普遍性。我们缺少的似乎是故事的隐喻维度。隐喻小说的主人公是他自己，一个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或地理条件下的人，同时又远远超出了这个特定的范围，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当读者阅读小说中描写的某个人的故事时，他可以认同这个人的命运，并将他的处境视为自己的处境。在隐喻小说中，读者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并成为这个人。这是一个对人的心理要求很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喻小说找到了各种命运的共同点，使我们的体验普遍化。遗憾的是，当今的文学缺乏这种隐喻性，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
许是为了不被湮没在题目和名字里，我们开始将如利维坦般庞大的文学划分为不同的体裁，就像我们区分体育项目一样，而作家们则是不同项目的运动员。
文学市场的商业化把文学分成了不同的门类，培育出了热爱侦探故事、奇幻文学、科幻小说的读者群体，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内容完全独立的书展、文学节。这种局面原本是为了方便书店店员和图书管理员有条不紊地摆放书架上的大量图书，便于读者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现在这却成了一种抽象的分类法。不仅现有的图书被人为地划分，作家也开始按照这种分类法写作。作品的类型化越来越像制作蛋糕的模具，产出的都是类似的产品。它们的可预见性为人称道，即使缺乏新意也被当作成功。读者知道他会读到什么，也的确会读到他想读的东西。我在潜意识里就反对这样的秩序，因为它限制了写作的自由，抑制了实验性的、打破常规的念头，而这些才是创作的本质。这种秩序还将离经叛道赶出了创作过程，但是一旦没有了离经叛道，就没有了艺术。一本好书，不是必须要与某种体裁相符合。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是文学商业化的后果，是将文学当成品牌、目标等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化运作产物的结果。
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们见证了系列电影这种新的讲述方式的诞生，它的隐藏任务就是将我们带入忘我之境。诚然，这种叙事方式早已存在于神话和荷马史诗当中，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毫无疑问就是最早的系列剧的主角。只是在以前，这种模式从未有过如此广大的空间，也未对集体想象产生过如此重要的影响。21世纪的前20年是属于这种模式的。它对我们讲述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今天，系列故事不仅通过生发各种节奏、分支和角度，延长了叙事的时间轴，还构建了新的秩序。很多时候，系列故事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黏住读者——系列叙事会不断增加线索，把这些线索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陷入迷局之时又回归到古老的叙事方式，就好像古希腊歌剧中的“天降神兵”。设计接下来的剧集的时候，往往为了同正在发生的事件相符，需要临时改变人物的整个心理状态。一开始温和、冷淡的人物，最后会变得仇恨、暴戾，配角会成为主角，而我们密切关注的主角却不再重要或者干脆令人无比惊愕地消失了。
总是会有下一季，于是故事结局必须得是开放式的，读者永远没机会感受到神秘主义的“卡塔西斯”11，无法体会内心变化、自我实现和参与小说情节所带来的满足感。复杂的、无尽的，“卡塔西斯”式的情绪“净化”所能带来的满足感不断被延迟，这样的观感令人上瘾和痴迷。这种“寓言连载”的方法很早以前在《天方夜谭》里就被使用过，现在又回到了系列作品的叙事之中，改变了我们的敏感度，带来了奇怪的心理反应，使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生活，痴迷于“追剧”带来的兴奋感。同时，系列作品进入了崭新广阔而又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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