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意识以来记住的第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的照片，那时的我还没有出生。那是张黑白照，上面的好多细节都模糊了，只剩下些灰色的形状。照片上的光很柔和，有些雨雾蒙蒙的感觉，可能是透过窗户的春日光线，在勉强可见的光亮中营造出一室宁静。妈妈坐在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旁，收音机上有个绿色的圆形开关和两个旋钮个用来调节音量，另一个用来搜索频道。这台收音机后来成了我的童年玩伴，我就是从那里获得了关于宇宙存在的最初认知。转动硬橡胶旋钮，就可以轻轻地拨动天线指针，找到好多个电台——华沙、伦敦、卢森堡或者巴黎。不过有时候声音会消失，就好像布拉格和纽约之间、莫斯科和马德里之间的天线掉进了黑洞。这时我就会颤抖。那时的我认为，是太阳系和其他星系在通过电台跟我说话，它们在那些吱吱啦啦的杂音中给我发来讯息，可我却不会解码。
那时，我还是个几岁的小姑娘，看着这张照片，我觉得妈妈拨动旋钮的时候就是在找我。她就像个敏感的雷达，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里搜索，想要知道，我什么时候，从哪儿来到她的身边。从她的发型和穿着（大大的船形领）可以看出，照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拍的。她微微驼着背，望向镜头之外，仿佛看到了一些看照片的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时，作为孩子的我觉得，她已超越了时间。照片上什么也没发生，拍摄的是状态而非过程。照片上的女人有点忧伤，若有所思，又有点不知所措。
后来我问起过妈妈这份忧伤——我问过好多次，就为了听到同样的答案——妈妈说，她的忧伤在于，我还没有出生，她就已经想念我了。“可是我都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你又怎么想念我呢？”我问妈妈。“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想念你失去的人，也就是说，思念是由于失去。”
“但这也可能反过来。”妈妈说，"如果你想念某人，说明他已经来了。”
这些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波兰西部乡村的简短对话，我的妈妈和她的小女儿的对话，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给予我一生的力量。它使我的存在超越了凡俗的物质世界，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联系，超越了概率定律。它让我的存在超越时间的限制，流连于甜蜜的永恒之中。通过孩童的感官我明白，这世上存在着比我想象的更多的“我”。甚至于，如果我说“我不存在”，这句话里的第一个词也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奇怪的词语。
就这样，一个不信教的年轻女人，我的妈妈，给了我曾经被称为灵魂的东西——这世上最伟大的、温柔的讲述者。
二
世界是一张大布，我们每天将讯息、谈话、电影、书籍、奇闻、轶事放在一架架纺布机上，编织到这张布里。现如今，这些纺布机的工作范围十分广阔——互联网的普及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无论工作态度是否认真，对这份工作是爱还是恨，为善还是恶，为生还是死。当这个故事发生了改变，这个世界也随之改变。就此意义而言，世界是由言语组成的。
我们如何思考世界，以及也许更为重要的，我们如何讲述世界——有着巨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人讲述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消失、消亡。关于这一点，不仅历史学家清楚，而且（或许首先）所有的政治家和独裁者都清楚。有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统治着这个世界。
我们认为，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仅不会讲述未来，甚至不会讲述当今世界飞速变化着的每一个“现在”。我们语言匮乏，缺乏观点、比喻、神话和新的童话。我们见证着那些不合时宜的、老旧的叙述方式在如何试图进入未来世界，也许人们会认为，老的总比没有来得强，或者用这种方式应对自己视野的局限。一言以蔽之，我们缺乏讲述世界的崭新方式。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主角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现实之中，身边充斥着四面八方的杂音。我说的“第一人称”，指的是一种叙事方式，创作者或多或少地只写自己，将故事置于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中。我们把这种个人化的视角、这个“我”当作是最自然、最人性化、最真实的表达，哪怕这种表达放弃了更为宽广的视域。以这样的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就好像在编织一种与众不同的花纹，独具一格。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都无比清醒。但这也是在把“我”同“世界”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被周遭世界边缘化。
我想，第一人称叙事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叙事方法，反映了个体成为世界的主观中心这一现代观念。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建立于对“我”这个现实最重要的维度之一的发现。人在这里是主角，而人的观点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用第一人称写作故事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充满着仪式感，令人信服。我们以“我”的眼光看世界，以“我”之名听世界，这样的叙事在读者和讲述者之间建立起联系，把讲述者放置在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之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评价第一人称叙事为文学和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以前的叙事将世界描述为一个英雄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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