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孩子

以大家把大门紧锁了起来。周遭充满了焦虑，仿佛受到了鞑靼人入侵的威胁。我们用手铐脚镣把奥西罗德卡关了起来，奇怪的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是穿着破旧的衣服，脏兮兮的，这又增加了人们对她的怀疑。我和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痕迹：房间里只有几条拖痕，似乎尸体是被拉出去的。外面又慌又乱，人们早把地面踩得一塌糊涂，什么也看不出来了。葬礼被取消，灵台被打扫干净，蜡烛被收到了箱子里，等待下一次被使用的机会。希望它不会很快到来！在接下来的几天，可以说，我们就像被包围了一样，不过包围我们的不是土耳其人或俄国人，而是一种奇怪的恐惧，这种恐惧有着叶子那样的绿色，有着泥土和地衣的气味。这种黏滞、无语的恐惧，开始迷惑我们的思想，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蕨类植物和无底的沼泽。昆虫似乎在注视着我们，树林中传来的神秘声音听起来如同一声声哀鸣和哭诉。每个人，无论仆从还是主人，都聚集到了一间称为“俱乐部”的大房子里。我们在那里食不知味地吃了点晚餐，喝了点高度伏特加，但不是为了取乐，而是出于恐惧和担忧。

春天从森林中越来越快地溢出，逐渐蔓延到沼泽地带。很快，粗茎植物的花朵和色状不同寻常的睡莲，以及大叶浮游植物，将这里染成一片黄色。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不知道这大叶植物的名字，这让我深感羞愧。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竭尽所能地给我找乐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想到什么呢？这里没有书，纸和墨水也很少，只够让我给植物画些素描。我的视线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那个女孩，奥西罗德卡，她失去了弟弟，现在开始依赖我们。她变得特别喜欢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处处跟着他，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误判了她的年龄。于是，我试图在她身上找到些许女性成熟的早期迹象，但她的身体那么幼小瘦弱，没有任何曲线。尽管哈伊达莫维奇家的女人们给了她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可她每次离开屋子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脱下，放到墙根下。很快，我们开始教奥西罗德卡读写。我画些动物给她看，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她仔细地看着，但我感觉她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纸的表面而非内容。我给她拿了些煤块，她会在纸上画圈，但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游戏。

我必须花点笔墨写写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他的名字叫费利克斯，名如其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快乐的人，总是心情愉快，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满怀希望。而他所遭遇的是俄国人对他全家的灭门残害。他们把他父亲的肚子剖开，强奸了他的母亲和姐妹。我无法理解，他如何还能保有内心健康，我就没见他流过一滴泪或是陷入忧郁。他已经跟我学了很多东西，这并非没有原因，国王陛下希望他能跟着一个好老师——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自己——学习。若不是发生了接下来我马上要写的事情，这个微不足道、身材矮小、行动敏捷、有着浅色皮肤和蓝色眼睛的人，本应有成就大业的机会。然而此时，这位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因为波兰的美食而发胖，比我还不愿意走出庭院。他开始对“波兰麻辫”产生浓厚兴趣，而在庄园里，这种现象是与奥西罗德卡融为一体的。

夏天，在七月的暑热中，我们从信中得知华沙已从瑞典人手中被夺了回来。我以为，一切都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可以回到国王陛下身边，为他治疗痛风。现在是由另一位医生照顾他的病体，这令我感到不安。我想要对国王使用的汞治疗法还少有人知。波兰的医学技术和在这方面的实践尚不准确，医生们并不了解最新的解剖学和药剂学的发现，他们所依靠的那些老法子更近于民间智慧，而不是深入研究的结果。我不能隐瞒我的这种想法，否则我就是个骗子。要知道，即使在路德维克的宫廷中，也没有几个医生不是那种靠着拍脑袋想出来的发现和研究来“悬壶济世”的庸医。

不幸的是，我的腿恢复得并不好，一直无法站立。一位被当地人称为“长舌妇”的老妇人常来看我，用一种散发着臭味的棕色液体按摩我松弛的肌肉。这时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瑞典人再次征服了华沙，并无情地大肆掠夺。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也许我被困在这沼泽地带恢复健康是不无道理的，是上帝为我安排了这一切，令我得以安全地免遭暴行、战争和人类的疯狂。

这里的人们无比隆重地庆祝圣克里斯托弗日，以纪念这位将小耶稣从水中带到了陆地上的圣徒。在这之后大约两周，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奥西罗德卡开口讲话。她先是和年轻的雷切沃尔斯基说话，当他惊讶地问她为什么到现在才讲话的时候，她说没有人问过她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她不会讲话。我很遗憾自己的波兰语太过拙劣，要不我就可以问她各种事情了。可雷切沃尔斯基不太能理解她，她说的是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她的嘴里不时蹦出一些单个的词语或短句，然后看着我们，像是验证她的语言的力量，或是在要求我们的确认。她的声音与她并不相符——低沉，好像是男性的声音，反正一点不像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当她用手指着说出“树”“天空”“水”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些意指简明的单词，听起来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