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镇上的时候又找了周立全。对方的意思没有更改，如果你们三个人愿意每个人扇钱老师一个耳光，他就一定会出来去当面向钱三顺和其他人做证，证明他们四个是大望洲人，是老熟人，是赵光军的老子，是钱三顺的老子，是孙小林的老子，是陶大香的妈妈。
我也去了派出所，警察现在也不愿意跟我多讲，明显不拿我当正常人，还说要不是看我年纪大，肯定觉得我是去找麻烦的。他停了一会，为难地说，不过他们也说了，只要钱三顺相信了周立全的话，他们会督促钱三顺来认人，或者付生活费、医药费。
你跟他们说嘛，周立全就是个混混流氓，他是存心为难我们。
我跟他们说周立全是混混流氓坐过牢的话，那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周立全去做证了？
老李一听也愣住了。
现在咱们说这人人品不好，可是万一全世界就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记得住我们四个，他又不愿意做证的话，岂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老赵说得振振有词，这个人虽然是小人，但却是眼下最关键的小人。我们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呀！
老李警惕起来了，她像不认识一样地看着老赵，你真的准备把钱老师带到周立全跟前，我们一人上前扇他一个耳光？
这样僵持下去，他也不能回儿子身边，如果这是帮他的唯一渠道的话……
老李立即打断他，不能侮辱一个人，然后说是为了帮他。
是的，这是侮辱，可是周立全也说了，钱老师扇过他的耳光，踢过他的下体，诅咒过他的祖宗，而且根本不为什么大事。因为钱老师扇他耳光，嘲笑他，他气得回家告状，他老子根本不听他解释，又给了他一个耳光，所以他就没有再去学校。从这个方面来讲，周立全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小混混，钱老师是有责任的。
他如果觉得打人不犯法，他自己动手就是了。
他可不傻，他动手的话，可以参照前面那个打班主任的判刑一年半。
所以，他把这件事让我们几个做，我们不知好歹吗？我们不明是非吗？我们不怕坐牢吗？真是的。
我们这么老了，没人找我们的麻烦的。老赵说。
老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盯着老赵。老赵转过脸去看孙老善。
孙老善说，既然这是我们眼下唯一的出路，我们还是要民主解决。这样吧，我们举手表决吧。说完他率先举起了自己的手。
老赵紧跟着举起那只瘦胳膊。
你们真的准备这么做吗？老李的眼睛瞪圆了。她轮番看着这两个很滑稽的人，他们其实连手也举不直，他们可能以为那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可是他们举起来的一只胳膊又瘦又瘪，另外一只根本不能说它举了起来，它只是蜷曲起来支在体侧。他们坚持着，大有再坚持一会儿就能胜利的架势。
二比一。
钱老师也应该投票。老李没好气地说。
他的事他应该回避，老赵说，就我们三个。
我不去。
你必须得去。如果今天的表决不算数，那么以后的每一次表决都不会算数。这个表决不光涉及钱老师，涉及我们的儿女们认不认我们的问题，既然我们四个杂姓人住在一起，就一定要有些规矩。
孙老善的话显然把老李唬住了。她的脸上又露出狐疑的表情，与几天前第一次见到孙老善时的表情是一样的。但是，很快，她恢复了镇定，不，我坚决不会和你们一起送钱老师给别人扇，我不会碰钱老师一下，我也不需要周立全替我做证明，我相信我女儿会回我电话的。
她说的话自己也不一定信——恐怕她在无人的夜里也是一次次拨打女儿的电话，拨打跟女儿有关的人的电话，拨打和她打过交道的人的电话。她的手每天紧紧地握着手机，就算是洗碗擦桌子的时候，另一只手也拿着，吃饭的时候她也会拿着手机，只有在拧抹布的时候才稍稍放下一会儿，但是她的眼睛也会持续盯住手机，仿佛她长了眼睛就只有这一个目标。
因为你觉得没有被女儿遗忘，所以你才不投票吗？老赵问，劝你不要心存幻想了，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不，相反，我觉得可能发生了跟你们一样的事，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这光天化日的，你们要把一个生病的人逮去扇耳光。
如果他曾经也在光天化日下扇了别人的耳光，损害了别人呢？孙老善问。他手上提着一串钥匙，这是他在家里找出来的，拿到手的时候有的已经锈迹斑斑，经过数次擦洗，才显出原有的质地，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钥匙无法打开任何一把锁，但是，他不舍得放到一旁。它们在手心里显得很有分量，给人以打开宝藏的期盼。
老李沉默起来，她想了一想，总之我不会这么做。我没有读过几天书，我讲不出那么多的道理，但我懂基本的理：你不能无缘无故地扇别人一巴掌。
如果扇这一巴掌事情有转机呢？
老李没有回答，她反问道：如果周立全让我们都扇你一巴掌呢？你的意思我们也得扇，你也抬起脸来受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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