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陌生人。尽管在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尽管多国语言都说得很流利，但在他看来，贝格贝尔实在不是外交部长的适当人选，因为他并非完全忠实于德国的事业，反而极力主张西班牙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完全无意盲目屈从于来自内政部的任何压力和要求。此外，他还有一个英国情人，那个年轻而活跃的金发女人，自己在得土安的时候曾亲眼见过。反正一句话，他对自己毫无用处。因此，新内阁组建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政府中资历最老、最有权势的部长就开始蠢蠢欲动，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别的部门，像一条贪吃蛇，霸占一切，肆意妄为，随心所欲地插手外交部的事务，不但不征询外交部长的意见，还抓住一切机会对他横加指责，到处宣称他的婚外情会极大地破坏西班牙跟友邦之间的关系。
就在塞拉诺的想法前后矛盾、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完全了解那位保护区前总督的真实状况。在塞拉诺的阴谋设计下，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都对他是一位亲英分子深信不疑，因为他对纳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而且还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一个轻浮又善于操纵的英国女人身上。但是那些英国人也同样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是一个
亲德分子，因为他属于一个狂热地支持第三帝国的政府。罗萨琳达，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认为他有巨大的潜力去成为改变西班牙政治方向的催化剂，似乎只要他努力，就可以像变魔术一样改变西班牙政府的外交方向。而他，对自己所处的可悲环境了然于胸，却用令人钦佩的心态，把自己看成一个卑微的商人，并且试图让罗萨琳达明白他的真实处境。
“你以为在这个政府中我有多大的能量，可以带着它向你的国家靠拢？微乎其微，亲爱的，几乎没有。内阁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支持德国，支持西班牙参与欧洲大战，并站在德国一边，我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我们欠德国钱和人情。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远远早于他们选择我来做这个外交部长。你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引向另一个方向？不，亲爱的罗萨琳达，我完全无能为力。在这个新西班牙，我作为外交部长，既不是一个战略家，也不是一个外交上的谈判员，只是一个舶来品的商贩，或者面包市场的小店主。我的职责就是获取贷款、在商业协议中讨价还价，向其他国家提供橄榄油、橘子和葡萄，以换取小麦和石油。就算是这样，就算只为了这些事情，我还得成天在内阁斗争，跟长枪党人斗争，只求他们放我一马，让我能做成这些事。也许我能想方设法弄到足够的物资，让西班牙的人民在这个冬天不会饿死、冻死。但是要想改变政府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我完全没有一点儿办法。”
贝格贝尔的头几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刻面对着内部的和外部的斗争，还要提防那位弄权者的暗箭，他在内阁中越来越孤立。为了不让自己在无尽的烦恼中迷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摩洛哥的回忆和乡愁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是如此想念那个世界，以至于在他外交部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古兰经》，他会不时地用阿拉伯语大声朗诵里面的一些章节，这经常让身边的人愕然。他是多么渴望回到那片故土。部长官邸里堆满了阿拉伯服饰。每天傍晚一下班，他就脱去沉闷至极的灰色三件套西服，换上一件丝绒长袍。有时候他会用摩洛哥人的方式直接用三个手指抓取食物，而且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兄弟。有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勾心斗角和繁重公务后，他终于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于是从那些挤满了人的有轨电车穿过肮脏的街道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中，听到了竖笛和手鼓的韵律，在马德里灰蒙蒙的早晨，在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中，他甚至又闻到了柑橘花、茉莉花和薄荷草的香味，仿佛自己又行走在得土安的摩尔人社区那些抹着石灰的白墙之间，阳光透过细密的藤萝洒下一地碎金；远处传来喷泉的汩汩水声，风吹过甘蔗田，叶子像波浪一样起伏。
他固执地守望着这份乡愁，就像船舶失事时在暴风雨中紧紧地抓住一块小木板，但是塞拉诺的尖刻言辞却阴魂不散地在他身后追赶，随时把他从梦境中惊醒：
“看在上帝的分上，贝格贝尔，别再提什么见鬼的西班牙人都是摩尔人了。难道我长得像摩尔人吗？难道领袖长得像摩尔人吗？别再一遍遍重复你那些胡言乱语了，他妈的我都烦透了！整天都是同样的废话。”
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罗萨琳达虽然锲而不舍地想要贏得佩特森大使的好感，但是在后面的几个月中情况也并没有好转。胜利之年的年底，她在英国同胞中受邀参加的唯一一个活动就是跟其他妈妈一起，陪着自己的孩子围着大使馆的钢琴唱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事情才出现转机。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随即决定大规模撤换英国在西班牙的外交人员。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一九四〇年五月底，塞缪尔•霍尔先生来到了马德里，他的头衔十分惊人，全权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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