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来的消息也一天比一天令人不安，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去想这些。她不希望带着遗憾离开摩洛哥，因为在这里她曾经那么幸福。她一边跟我们千杯一边承诺，一等她安定下来就邀请我们去马德里，还保证她一定会经常回得土安来看我们。
那天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在我的非洲生活中如此重要，我必须单独跟她告别。
“在走之前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我说。我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阿拉伯银盒子，锻造成缝纫桌的形状。“以后我不在你身边，每当你需要钉扣子的时候就会想起我。”
她高兴地打开盒子。她喜欢一切礼物，不管礼物本身的价值有多么微小。各色细小的线轴、一个极细的别针和小小的针盒，一把看上去像玩具一样的剪刀，还有各种花色的珍珠、骨质和玻璃纽扣，这就是盒子里的内容。
“我更希望你永远在我身边，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我非常喜欢这个精致的礼物。”她紧紧地拥抱我，“就像那个神奇的阿拉丁神灯，只要一打开盒子，你就会从里面出来。”
我们都笑了。面对离别我们选择了用欢笑掩饰忧伤，因为我们的友谊不应该有一个苦涩的结局。第二天她振作精神，强迫自己保持微笑，带着儿子一起登上了飞向马德里的飞机，而她的那些仆人和家什，正乘坐着一辆军车，在橄榄绿的车篷下一路颠簸着穿过西班牙南部的旷野。但是这种乐观并没能维持多久。就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由于德国拒绝从波兰撤军，英国对德国宣战，罗萨琳达•福克斯的祖国正式加入了后来所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
西班牙政府终于在马德里安定下来，各国的外交机构也纷纷回到首都，清洗已经落满灰尘的大使馆大楼，这些建筑因为战火和长期闲置而锈迹斑斑。正当贝格贝尔还在熟悉外交部大楼，也就是以前的圣克鲁斯宮里一个一个黑洞洞的房间时，罗萨琳达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在精心装饰新家的同时，一头扎进了马德里最高级最时髦的社交圈。这里的奢华与讲究令人惊讶，如果说陷落以后的马德里像一片荒芜的黑色海洋，那这个小小的圈子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指甲般大小的孤岛。
若换做另一个性格稍稍不同的女人，也许会选择谨慎地等待，等到她那个位高权重的情人跟身边的权贵们建立起联系后再开始行动。但是罗萨琳达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尽管深爱着她的胡安•路易斯，她也绝不愿意成为一个隐匿在他权势背后默默无闻的情人。她不到二十岁就开始独自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因此，尽管情人的各种关系完全可以为她开启无数的大门，她也毅然决然地再次选择了只身闯荡。她还是釆用了对她来说已经轻车熟路的战略：从旧时异地的老熟人入手，通过他们，通过他们的朋友，通过朋友的朋友，她认识了新面孔、新的职务和官衔，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名字很长的西班牙人。各种各样的邀请信很快就雪片般地飞到她的信箱里来了：招待会、舞会、午宴、鸡尾酒会和狩猎。当贝格贝尔成天待在他那阴冷的办公室里，还没来得及从成堆的公文和积攒下来的繁電事务中抬起头来时，罗萨琳达已经开始深入到当地的社会关系网中，让自己的生活像从前一样忙碌而丰富。
然而，在马德里的头几个月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顺利。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她天生在公共关系中游刃有余，但是唯一没能和她建立起任何友好关系的群体正是她的同胞们。当时的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莫里斯•佩特森，是第一个拒绝与她交往的人。在他的要求下，马德里的整个英国外交圈子的成员都拒绝接受她。他们没有或者是不愿意把她看成一个源源不断的消息源，提供的全部都是来自西班牙政府成员的第一手资料，甚至都不愿意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英国同胞，礼节性地邀请她参加活动或庆祝仪式。他们只把她当做一个令人不快的存在，她跟西班牙亲德政府的部长同居似乎令他们蒙羞，因为对于这个亲德政府，他们伟大的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半点儿要亲近的意思。
那段时间对贝格贝尔来说也是一路荆棘。因为在战争期间一直远离政治阴谋，面对其他久经沙场又有深厚背景的政要时，他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比如说，塞拉诺•苏聂尔。对这位玩弄权柄的塞拉诺，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很少有人真心地对他报以同情。马德里有句俗语就是讽刺他的：“在西班牙有三样东西让我绝望，津贴、长枪党，还有伟大领袖的连襟。”而在塞维利亚，据说人们开玩笑地唱着这样的歌谣：“从下街道走来权力至高无上的先生，以前是纳萨莱诺，现在是塞拉诺。”
随着西班牙和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再加上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在整个欧洲迅速蔓延，那位在访问摩洛哥时对贝格贝尔印象极佳的塞拉诺先生，现在却成了他最大最残酷的敌人。没过多久这位“裙带领袖”就开始煽风点火。英国刚刚对德国宣战，他就知道自己向佛朗哥提名贝格贝尔为外交部长是一个绝对的错误。他开始觉得，这个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应该是他的，而不该属于那个从非洲来的籍籍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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