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土安与丹吉尔相距约七十公里，据说在战争爆发前，每天都有很多趟公共汽车往来于两个城市。然而现在班次大大减少，发车时间也经常改变，所以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有车。为此我非常紧张，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瓦伦西亚那车站，做好了忍受一路煎熬的心理准备，只求这些红色的大车中有一辆能把我送到丹吉尔。既然前一天我已经在警察局那帮饿狼一样的男人们中间忍受了一个半小时，一定也可以忍受在闲极无聊的司机和满身油污的修理工中间等车。我又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头上包了一块丝绸头巾，戴了一副巨大的太阳镜，掩盖住眼中的焦虑。还不到九点我就快要到达位于郊区的公交公司车站了。我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专注地在脑海中想象跟大陆酒店经理见面的情形，反复演习着打算跟他说的话。除了对债务的忧心，还有一种感觉更让我难受。这是我离开丹吉尔以后第一次回去，那个城市的所有角落都充满了对拉米罗的回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回忆会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这将是非常难熬的一天。
天色尚早，一路上都没碰到几个人，汽车就更少了。因此当一辆车停到我旁边时，我非常惊讶。一辆全新的黑色道奇，中等大小。这车我完全不认识，但是从车里传出来的声音却很熟悉。
“Morning,dear(早上好，亲爱的）。能在这儿碰见你，真是个惊喜。我能捎你一段吗？”
“不用啦，谢谢。我这就到了。”我说着指了指瓦伦西亚那车站。
我一边说话，一边偷瞄到这位英国顾客穿着前几个星期我刚给她做的一件衣服，而且跟我一样，她也用一块浅色的头巾包住了头发。
“你要去坐公共汽车？”她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相信。
“对，没错。我要去丹吉尔。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就好像听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笑话，罗萨琳达•福克斯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MNoway,sweetie(不可以，亲爱的），别提什么公共汽车。我也去丹吉尔，快上来！还有以后别用‘您’称呼我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aren’twe(对吗）？”
我迅速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觉得它跟克拉乌迪奥先生的命令并无抵触，便接受了。感谢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我可以不用在公共汽车里带着悲伤的回忆，忍受一路难熬的旅程。再说，有人陪我一起，我会比较容易忘记自己的焦虑和不安。
她沿着帕尔梅拉斯大街往前开，把公共汽车站远远地抛在身后，路边全是高大美丽的豪宅，掩映在各自郁郁葱葱的花园后面。她指了指其中的一栋。
“那就是我家，虽然也住不了几天。我很可能又要搬家。”
“离开得土安？”
她笑得好像刚刚听到一个最荒谬的笑话。
MNo,no,no(不，不，不）！除了得土安我哪儿也不去。我只不过是想搬到一个舒服一点儿的房子里去。这栋房子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太久没人住了，需要很多改造。里面的管道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几乎没有饮用水，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该怎么过冬天。我已经跟胡安•路易斯说了，他正在另找一个更舒服些的地方。”
她非常自然地提起自己的情人，一脸自信，完全没有上次参加德国人晚宴那天的支吾和含糊其辞。我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似乎已经完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用这样亲昵的名字称呼总督对我来说也是日常工作中非常熟悉的事情一样。
“我爱得土安，it’sso,sobeautiful(它是如此如此的美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让我想起了加尔各答的英国区，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植被和殖民建筑风格。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你不想回去吗？”
“不，不，绝对不会再回去了。一切都已经过去，那里发生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人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再说，我也喜欢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之前在葡萄牙，现在在摩洛哥，明天，whoknows(谁知道呢）？我在葡萄牙住了一年多，开始在埃斯托里尔，之后在卡斯凯斯。后来那边的环境也变了，我就决定再换一个地方。”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路。我感觉她的西班牙语已经比我们初次见面时好了很多，基本上听不出葡萄牙语的痕迹了，虽然还是会时不时地在语句中插入些母语中的词语和表达。我们的车篷敞开着，发动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几乎得喊着说话才能让对方听见。
“不久以前在埃斯托里尔和卡斯凯斯有一群非常好的英国人，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外交官、欧洲贵族、酒商，美国石油商……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宴会，那里一切都很便宜：酒啊，租金啊，家政服务什么的。我们成天打桥牌，那时候的生活真有趣啊。但几乎是一夜之间，—切都变了。好像整个世界都想搬到葡萄牙。那些英国人，他们在艾斯多里尔住了一阵子之后，就再也不想回阴雨连绵的祖国过退休生活，而是选择了葡萄牙海岸的温和气候。西班牙皇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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