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的自传意味：
在十四世纪，第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散文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乔万尼·薄伽丘。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在意大利文学和欧洲主要文学中，薄伽丘短篇小说的风靡使得短篇小说集百花齐放。短篇小说的世界与它所呈现的人性一样多姿多彩，但它不是英雄的世界，也不是名流巨子的世界，而是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与习俗的世界。小说所述事件总是围绕着嘲讽、狡猾、受挫的爱情、慷慨的行为、躲避危险等情形展开。
《看不见的城市》（1972年）的护封，图案采用的是马格利特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城堡》。
“这些城市集诸多事物于一身：它们是记忆、欲望、言语符号的集合体；城市是交换的场所，[……]但这种交换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更是话语、欲望、记忆的交换。我的书以幸福的城市为开端和结尾，这些幸福城市隐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不断地形成与消失。”(1972)
十九世纪的短篇小说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几乎获得了新生。短篇小说讲述的依旧是普通小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发生的时间也无关紧要，但是现代叙事作家并不寻求最离奇的案件或最复杂的阴谋，而是想要抓住生活的瞬间，抓住那些导致我们在几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去面对荒谬状况的事件的简单机制。莫泊桑和契诃夫是十九世纪短篇小说的大师。但是，作家越来越倾向于表达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因而我们距短篇小说的传统背景越来越远，而越来越靠近中篇小说的传统背景。(1969)
对卡尔维诺来说，主编丛书，重读他最喜爱的经典著作（阿里奥斯托、涅沃、司汤达）也是一种思考自己作品意义的方式：那是一种从未停歇的系统且准时的反思，似乎在每一次写作、每一部新书中，作者都觉得有必要阐明自己的理由。卡尔维诺的美学，他对行动的实际构思，都是一种伦理的派生，一种精准道德的规范，在创作中得到了完美呈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一次采访中，卡尔维诺再次明确表示他对康拉德丝毫未变的钟爱：
我的道德观是实用的，经验性的。这是根据经过经验中出现的标准对价值进行的归因，我们据此而自我定位，失去它一切就分崩离析。我认为，除非通过一长串的实际例子，否则无法对伦理进行定义。例如，我前面说的，人们秉持一种伦理，在这之中，精确是一种价值，需要付出努力但丰富了社会生活的东西是一种价值。
我的道德是工作伦理的一部分。一切的意义都在于工作。而工作是主体间的行为，它建立与他人的沟通。所以人们明白自己会死，但是通过工作，其他人运用你所创造的、你所生产的东西，继续生活，然后死亡。工作就是沟通。死亡并不是一件如此不凡的事情。[……]
选自《意大利童话》的两部故事集的封面。这两部故事集由埃马努埃莱·卢扎蒂绘制插图，在“青少年图书”系列丛书(1972—1974)中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卡尔维诺。
对于我而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你做什么。存在主义的自发性不会让我情绪低落，因此所有人都是生物，所有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生存的权利需要努力去争取，然而我认识的很多人没有任何生存的权利。一个人必须证明他有生存的权利，我不肯定我是否有这个权利。我必须去证明，但并不是总能成功。确实如此。
我感觉我是个多余的人，这片土地人口过剩。(1979)
在同年的另一次采访中，卡尔维诺强调了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家庭根源，并解释说拒绝主观性、退缩和自恋自满严重污染了文学：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他们的主观性就是自给自足的。在那里发生的事就是有价值的事。没有别处，很简单，生活经历就是世界的全部。[……]我觉得我的幻想世界不足以自圆其说，所以需要一个蓝图。我年轻时曾有多年在让文学和某种理性共存这个无解的问题上大动肝火，这并非无病呻吟。这是一个人为的问题。但是总比没有问题好，因为只有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写作才有意义。(1978)
对客观性的渴望深深植根于卡尔维诺的作品中，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最终以充满遗憾的《美国讲稿》宣告结束：
[……]也许有可能从我们自身之外构想一部作品，它可以让我们摆脱个体自我的局限视角，让我们不仅可以进入与我们相似的其他自我的内心，而且还可以让无言之物开口说话，栖在屋檐的鸟，春天的树木，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1985e)
1975年，卡尔维诺夫妇与一群朋友在巴黎。右起第二位是古巴作家卡洛斯·佛兰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卡尔维诺与妻子在纽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卡尔维诺与妻子在巴黎。
1975年，卡尔维诺绘制的两幅滑稽自画像。
在一场面对学生的讲座中，卡尔维诺从个人原因和谦逊的公共服务使命的角度出发，十分清晰地解释了他工作的意义：
我写作是因为我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