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涯

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四悠然自适的三十年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