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涯

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ius）、约翰内斯·扬松纽斯（）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去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首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中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有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

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三退休前的二十年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