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常态、健康与价值观

好人形象。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亚里士多德在描述“美好生活”时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在此，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做了奴隶，便有了奴性。这完全暴露了光靠表面观察就试图构建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概念的弊端。

新旧概念之间的差异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以果尔德施坦因、弗洛姆等为代表的现代概念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如今，我们不仅能看清人是什么，还能知道人能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和现实，还能看到潜力。如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隐藏在人类内心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被压抑、被忽视和被隐藏起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根据人的能力和发展潜力来判断人的本性，而不仅仅是依靠外部观察来判断此时此刻的情况。总而言之，历史上，我们总是低估了人性。

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我们从同样活跃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自我实现不能仅靠智力或理性来完成。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人类能力等级体系，其中理性居于首位。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理性与人的情感和本能相互冲突，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已经从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中了解到，必须修正我们对心理机体的描述，尊重平等的理性、情感以及我们本性中的意动或愿望和驱动的一面。此外，从对健康人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这些方面肯定不是相互矛盾的。人性的这些方面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可以是合作的和协同的关系。可以说，健康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相反，神经病患者则与自己不和，他的理智与他的情感在作斗争。这种分裂的结果是，不仅情感生活和意动被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定义，而且，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理性概念也被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定义。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理性通过成为看守来观察人性这个囚犯，结果自己也成了一个囚犯。如此一来，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都被削弱了”。我们都必须同意弗洛姆的观点，即自我实现不仅仅是通过思维行为完成的，也是通过实现人的全部人格完成的。这种人格不仅包括智力的积极表达，还包括情感的积极表达和类本能的能力。

一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知道好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可以希望他是快乐的、平静的、自我接纳的、一尘不染的，并且，只与自己和平相处。当他自我得到了满足、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此时，谈论好的、对的、坏的、错的、可取的和不可取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一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在我们已经学会称之为善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善，并希望他是快乐的、平静的、自我接纳的、未受感染的，并且只与自己和平相处。当他满足自己并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时，谈论好的、对的、坏的、错的、可取的和不可取的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如果技术哲学家反问：“你如何证明快乐比不快乐好？”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凭借经验来回答。如果我们能在广泛的条件下充分观察人类，那么，就会发现，他们（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自动选择快乐而不是郁闷，舒服而不是痛苦，平静而不是焦虑。总之，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前提下，人类会自动选择健康而不是疾病。

这也回答了哲学家反对的另一个问题，即大家熟悉的手段—目的价值命题。（如果你想达到目的X，就必须采取手段Y。例如，“如果你想活得更久，就要吃维生素”。）如今，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了不同的做法。凭经验得知，人类渴望的东西无非包括爱、安全感、幸福、知识、无病无灾、延年益寿等。这时，我们要说的不是“如果你想快乐，那么，你就要如何如何”，而是“如果你是人类大家庭中一名健全的成员，那么，你就会如何如何”。

同样，根据经验，我们可以说：狗喜欢吃肉，不喜欢吃沙拉；金鱼喜欢淡水；花在阳光下最灿烂。我坚定地认为，我们一直在做描述性的、科学的陈述，而不是纯粹的规范性陈述。

我的哲学同事对“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应该是什么”进行了清晰的区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能”比“应该”的说法要好。请注意，如果只是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那么，“应该”在此完全不合适，这就好比我们问花或动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样。“应该”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小猫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儿时幼稚的答案毫无区别。

一个更有力的说法是，如今，我们可以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是什么和可能成为什么。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不同的层次或深度。无意识和有意识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互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意识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是有意识的，并且有一天很有可能会浮出水面。

根据这个参照系，不难理解，行为恶劣的人内心深处可能还存在着爱。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部潜力，就会成为更健康的人，或者从这个特殊的意义上讲，会成为更正常的人。

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人类的需要、偏好、残余本能是微弱的（而非强烈的），模棱两可的（而非明确的），因而为怀疑、猜忌和冲突留下了空间，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