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区与群体

·路德·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 1954 年时到达蒙哥马利县，他发现这个城市绝大多数接受隔离的黑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抗议，他们不仅接受了隔离本身，还接受了随之而来的虐待和侮辱”。

那么，为什么当帕克斯被捕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在急速变化。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规定在公共学校进行种族隔离为违法行为；在帕克斯被捕前 6 个月，最高法院颁布了法案，要求学校必须以“绝对审慎的速度”消除种族隔离。全美上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感觉，改变似乎开始了。

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县会成为民权运动的聚焦点。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 史密斯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被捕，然而她们的遭遇没有引起抗议。对于很多蒙哥马利县的居民来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只是一个遥远的最高法院的抽象名词，而它对当地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都无从知晓。蒙哥马利县不是亚特兰大，也不是奥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现改革的城市，这里似乎与改革无缘。“蒙哥马利县是一座非常令人厌恶的城市，”布兰奇说，“种族歧视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里引发了不寻常的变化。罗莎·帕克斯与其他因违反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所以她的被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习惯（也就所谓的朋友义气），点燃了抗议示威的导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县众多社会交际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她的朋友们在黑人群体的冷漠反应占上风前就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当时蒙哥马利县的民间生活由许多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小团体主导。这个县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组织目录几乎比电话簿还要厚。每个成年人，尤其是每个黑人成年人，似乎都从属于某个俱乐部、教会、社会团体、社区活动中心或者社区组织，而且通常不只加入一个。

在这些社交网络当中，罗莎·帕克斯尤其出名而且让人喜欢。“罗莎·帕克斯是少数几个被公认的无私奉献者之一。”布兰奇在他关于民权运动历史的《分开水面》一书中如此描述，“她的性格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性亮点，抵消了一群不爱交际的人带来的影响。”帕克斯的朋友和她加入的团体遍布整个城市，超越了与之相关的种族和经济阶层的界限。她是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当地分会的秘书，参加了卫理公会，并且协助管理她家附近一个从属于路德教会的青年团体。她有时会在周末去庇护所做志愿者，而其余时间会参加园艺俱乐部。在星期三晚上，她常常参加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团体，大家一起为当地医院织毛毯。她自发地为穷困的家庭当裁缝，也会为需要紧急修改礼服的富贵白人女孩提供及时的服务。她与社区紧密地连续成一个整体，因此她的丈夫常常抱怨说，她在外聚餐的时间比在家里吃饭的时间要多得多。

社会学家认为，通常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好朋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有钱，一些比较贫穷，还有一些是来自其他种族，但总体上说，与我们关系最深厚的朋友，往往是那些性情与我们相近、收入与我们相当，并且与我们有共同背景的人。

而相比之下，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蒙哥马利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她有着社会学家们所谓的“强联系”。这种直接的人际关系遍布蒙哥马利，而这些不同的团体又通常不会互相接触。

“这无疑就是关键了，”布兰奇说，“罗莎·帕克斯超越了黑人社区的社会层次，把蒙哥马利连成了一个整体。她的朋友来自社会各阶层，从运动员到大学教授都有。”而这种友谊的力量在她被捕入狱时立即发挥了影响。

罗莎·帕克斯在警察局里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她当时很害怕，而她的母亲也手足无措，只知道一个一个地联系帕克斯的朋友，看看谁能帮得上忙。她打电话给 E·D·尼克松的妻子（即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的前主席），然后她打给她的丈夫，告诉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帮忙保释。她丈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帮忙，然后便打电话给出色的白人律师克利福德· 杜尔，这个律师也认识帕克斯，因为帕克斯曾为他的三个女儿缝制过衣服。

尼克松和杜尔来到监狱，将帕克斯保释出来，并送她回家。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突破口，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他们征求帕克斯的意见，希望能够将她被捕的事提上法庭。帕克斯的丈夫反对这个想法：“白人会让你不得好死的。” 但是帕克斯与尼克松在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中搭档工作了许多年。

她也去过杜尔的家里帮她的女儿们为交际舞会作准备。现在，她的朋友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会对蒙哥马利产生影响并且对人们有好处，”她说道，“我很乐意尽全力协助你们。”

当晚，就在帕克斯被捕之后的几个小时，她被捕的消息在整个黑人社区就已经变得尽人皆知。乔·安·罗宾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团体的主席兼政客，也是参加了不计其数组织的帕克斯的朋友。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团体内的许多教师也知道了，接着他们很多学生的家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