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区与群体

晚上 6 点时，克里夫兰大道的公共汽车到站，一位身材矮小的非洲裔美国妇女上了车，从钱包里取出 10 美分投入投币箱。她 42 岁，戴着无框眼镜，身穿一件过时了的棕色夹克。

那天是 1955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故事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县。这位妇女刚结束了她在蒙哥马利集市上忙碌的一天，她在集市上一家百货公司里当缝纫女工。公共汽车上人很多，并且，法律规定，公共汽车上前面四排座位要留给白人。

当时，允许黑人坐的后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所以，这位叫罗莎·帕克斯的妇女坐到了中排的座位上，正在白人座位的后面。这个区域，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坐。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上车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车上已经坐满了，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走道上，其中就有一位扶着顶部的扶手站着的白人。司机詹姆斯·F·布莱克看见一个白人站着，就对坐在帕克斯那边的黑人喊，让他们给白人让座，但是没有一个人按照司机说的做。也许是因为车厢嘈杂，他们没听到。布莱克在蒙哥马利大道的帝国剧院车站前停下车，然后向车厢中部走去。

“你们最好有自知之明，把这些座位让出来。”他说。三个黑人乘客站起来向车厢后面走去，但是帕克斯像没听到一样一动不动。她对司机说，她并没有侵犯“白人专区”，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没座位。

“如果你再不站起来的话，”布莱克说，“那我就要报警让警察拘捕你了。”

“悉听尊便。”帕克斯说。

司机走开，叫来了两名警察。

“为什么你不起来让座？”一位警察问。

“你们为什么要驱赶我们呢？”她反问道。

“我无法向你解释，”警察回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

此刻，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已经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争端是一连串运动的导火索，这让民权运动从社会活动家在法院和立法机关的斗争，演变成了整个黑人社群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蒙哥马利县生活的黑人站起来不断参与到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中。结束他们运动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种族划分的条款从法律中删除。这场抵制运动让公交公司损失惨重，让千百万抗议者团结了起来，并涌现出了一位富有领导才能的年轻领袖（他的名字叫小马丁·路德·金），还发起了一场涉及小石城、格林斯巴勒、洛利、伯明翰的运动，最终传到了美国国会。帕克斯会成为一名英雄，会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会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告诉人们一次小小的反抗如何给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罗莎·帕克斯和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中心，不仅因为这是一次单独的抵抗行为，还与整个社会形态有关。帕克斯的经历昭示了社会习惯的力量，这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很多人往往是不会注意到的，但是这其中正蕴含了改变世界的力量。社会习惯能够让大街上挤满示威者，他们也许互不相识，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游行理由，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一些小小的行动会变成改变世界的运动，而另一些则无法形成规模？社会习惯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会习惯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就在于许多运动的根源（比如大规模的革命，或者教会中的微小波动），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谓的三个过程，而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

运动的起因是友情或者亲密的熟人之间牢固的联系所形成的社会习惯。

运动的发展在于群体的习惯，以及社区与党派之间脆弱的联系。

而运动的持续在于运动领袖让参与者形成了新的习惯，树立了新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感。

通常来说，只有当以上三过程都满足之后，一个运动才能自我推进并达到临界状态。社会变革成功的模式还有很多，而且变革的许多细节在各个时代与各种斗争中都不相同，但是，如果搞清楚社会习惯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够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县和罗莎·帕克斯会成为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帕克斯在那个冬日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她最终被捕的结果。然而社会习惯介入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罗莎·帕克斯不是第一个因违反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个在那一年违反这项法律的乘客。1946 年，日内瓦·约翰逊就因与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司机就座位发生争吵而被捕。1949 年，维奥拉·怀特、凯蒂·温菲尔德和两个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专区并且拒绝让座而被捕。同年，两个从没有种族区分的新泽西州来的黑人青年因为坐在一个白皮肤男人和小男孩的旁边违反法律而被捕。1952 年，一名蒙哥马利县警察开枪射杀了一个与公共汽车司机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 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狱前的几个月，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史密斯分别被捕，她们都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没有引起抵制或抗议运动。“其实当时在蒙哥马利县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激进分子，”民权历史学家兼普利策奖得主泰勒·布兰奇对我说，“人们并没有预先计划要进行抗议或示威。激进主义只会在法庭上出现，而一般人是不会那样做的。”

年轻的小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