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行业：化生为熟

，媒体库销售的数据，加上之后以数据为中心的咨询业开始发展（提供了类似的服务），这一切彻底改变了电台的运营方式。

迈耶最想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些歌曲播放的时候，观众们不想换台。

DJ 们称这些耐听的歌曲很有“黏性”。几年来，迈耶追踪了数百首黏性歌曲，试图推断出这些歌曲广受好评的原因。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用来测绘各种黏性歌曲特征的图表和图形，迈耶一直在寻找一种衡量歌曲黏性的新方法，当《嘿呀！》发布的时候，他正在用阿比壮公司的测试数据进行试验，以寻找新的切入点。

那时候，那些最具黏性的歌曲成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碧昂斯的《爱得疯狂》和贾斯汀·丁伯莱克的《女士》虽然刚刚发行，但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考虑到这些歌曲本来就是天后大腕的杰作，因此就算有很强的黏性也不足为奇。但是，对于其他歌曲的黏性来源，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比如，在 2003 年夏季，当电台播出布露·坎特雷尔的《呼吸》时，几乎没有听众换台。DJ 对音乐出版商们诉苦，说在播放这首节奏拖沓沉闷、毫无亮点的歌曲时自己心里有多不情愿。但出于某种原因，只要这首歌在电台中响起，听众们就会静静地聆听；即使随后的民意测验显示，那些安静聆听的听众纷纷表示自己并不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同样的情况的发生在三门下乐队的《此处无你》和魔力红乐队的几乎每一首歌曲上。对于这些平淡无奇的乐队，批评家和听众们创造了“浴室摇滚”这一崭新的音乐类别，来形容他们不温不火的嗓音。但是，每当他们的声音出现在收音机中，几乎没有听众会换台。

然后听众们反映他们确实讨厌一些歌曲，但这些歌曲的黏性依然持久。

我们再以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和席琳·迪翁为例。

在接二连三的调查中，男性听众表示他们十分厌恶席琳·迪翁，她的歌声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但每当迪翁的声音在电台中出现，男性听众却来者不拒。在洛杉矶，电台会在整点时分播放迪翁的歌曲，听众数量的统计结果显示，每当这时听众的数量会暴涨 3%，这在电台行业中可是个不小的数字。男性听众们都认为自己反感迪翁，但每当她的歌声响起时，他们还是照听不误。

一天晚上，迈耶坐下身来，开始一首接一首地、不厌其烦地收听一些黏性歌曲。正当此时，他注意到这些歌曲有一个相似点：虽然它们听上去并不相像（有一些是民谣，有一些是流行曲）,但是它们大多符合迈耶对于特定曲种的预期。这些歌听上去都会让人感觉很熟悉，和电台播的所有歌都有些像，只是多了几分修饰，从而更加接近完美歌曲的最佳平均水平。

迈耶对我说：“有时候电台会通过致电一些听众来作研究，同时播放一首歌曲的一个片段，这时听众们会说，‘这首歌我都听了无数遍了，早就听烦了。’但事实上，当相同的歌声在电台响起时，你的潜意识会惊呼，‘我知道这首歌！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我还能跟着唱！’黏性歌曲就是那些你期望在电台中收听到的歌曲。你的大脑潜意识里想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和其他你听过与喜欢的歌曲一样，让你觉得不仅很熟悉，而且还很喜欢，听上去就是对味儿。”

这些现象为以下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即我们对“熟悉”事物的偏好其实是神经活动的产物。

科学家在人们听音乐的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研究，从而追踪锁定到了处理听觉刺激时哪些神经区域会参与其中。在听音乐的过程中，包括听觉皮层、丘脑、顶叶皮层在内的数个大脑区域的功能都被激活。这些区域与模式识别有关系，可以帮助大脑对输入的信息进行识别，以确定哪些信息值得关注，哪些信息应该忽略。

换句话说，对音乐进行处理的神经区域的结构，就是在寻找一种既定的模式和熟悉感。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毕竟，音乐是复杂的。每一首歌曲都有音调、音高、互相重叠的旋律以及各种其他声音，人在喧闹的街上说话时也会有很多声音因素，这一切信息量太大，而人的大脑要是没有能够辨析某些声音、忽略其他声音的能力，那一切都会变成杂音。

在收听音乐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急于寻求一种熟悉感，因为这种熟悉感可以帮助我们排除所有杂音的干扰。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的，行为习惯可以将我们从每天不得不做的、无穷无尽的决定中解脱出来。如果没有养成听的习惯，我们就很难从周围的嘈杂中分辨出我们孩子的声音、教练的口哨声，周六观看球赛的好心情也会时不时地被街上的喧嚣打断。

听的习惯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重要的声音从无关紧要的杂音中剥离出来。

这就是我们会对一些完全陌生的歌曲感觉“熟悉”，并百听不厌的原因了。我们的大脑更加偏爱似曾相识的听觉模式。

当席琳·迪翁发行新歌，而且听起来和她过去的歌曲甚至在电台播放的其他歌曲相类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开始不自觉地渴求歌曲的可辨识性，这首歌就会变得有黏性。你可能从来没有去听过席琳·迪翁的演唱会，但你可以通过电台收听她的歌曲，因为她的歌是那种能在下班开车回家的乏味路途上带来趣味的歌曲，它们非常符合你的听觉习惯。

这种见解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主打歌科学”和电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