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化——商品和资产价格将如何变化[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统计公报看，我国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共5.6亿人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1 013元，而高收入组所包含的2.8亿人口的月可支配收入达到6 691元，可见，居民收入分化现象很明显。此外，人口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分化也在扩大，新冠肺炎疫情或加剧分化，这将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影响？

政策对冲分化：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特别强调中央给地方让利、银行给企业让利，同时还提出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际上是全社会向低收入群体让利。

尽管过去也强调均衡发展，但措辞没有2020年这么强烈，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又如“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地方政府的事权繁多，多年来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因此中央要适度让利给地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贡献了全社会90%的就业岗位，而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经营压力大，就会对就业造成压力，因此，从解决就业这一角度看，也要扶持中小微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城乡差距确实明显缩小，如10多年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最高时达到3.3:1，2020年第四季度已经降至了2.55:1。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在存量经济下，只有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密度每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每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依据所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都在向这些地区聚集。

问题来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此后逐渐下降，2017年净减少人数最多，达到548万，至2019年累计减少超过2 860万。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劳动力数量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流失双重冲击，在这种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如何能缩小呢？

人口集中的同时也伴随着资金流、货物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使得集聚地区的GDP份额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近年来，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份额在显著上升，与人口流向相一致。

例如，广东省的GDP一直排在全国第一，但人口规模只有广东省一半多的浙江省经济则后来居上，GDP排名直逼人口第二大省——山东省，2019年人口净流入规模排名全国第一；过去三年中，山东省人口累计净流出排名第一。

从政策层面看，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经济目标也再次被提及，落实政策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由于资金与人力要素的投入未必能匹配，投入的乘数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评估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19%，但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达到29%，显著快于中等收入组。这表明，尽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仍有扩大趋势。

尽管政策总是逆向对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化现象的，但随着增量的持续减少，增量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蛋糕”就这么大，怎么切都不会增加，因此，存量经济下的分化一定是大趋势，这边“切”多了，那边就“切”少了，政策恐怕只能改变斜率，而很难改变趋势。

商品价格的趋向：通胀、滞胀还是通缩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和流动性风险，主要经济体纷纷“放水”，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不仅采取“无限量QE”，还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替联邦政府买单，而且还买美国的企业债。2021年2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高达7.25万亿美元，再度刷新纪录，这令市场担忧巨量刺激会引发通胀和债务危机。

农产品原材料的库存大幅下降，但服装及面料的库存大幅上升。

说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由于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低，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影响并不大。同时，2020年4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4.7%，创下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平均时薪同比上涨7.5%，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反映出此次美国失业人口主要是低薪阶层，低收入者没钱了，通胀也就很难起来。

那么，未来美国通胀会起来吗，会出现滞胀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但至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形势趋于缓和，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