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伦理的研究

研究伦理在改善人类能力的技术开发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时，应采取保护措施确保符合伦理，也为开展危险、错误以及不受保障的实验设置了障碍。研究对象在同意之前有权获知所存在的风险。这些权利在科学调查史上还是新生事物，仍在进一步完善。

纳粹医生对集中营的战俘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导致无数非自愿的实验对象死亡或残疾。利用奴隶、俘虏、精神病人或伦理组织认为“不受欢迎”的人进行实验并非新鲜事，但是纳粹实验的规模之大震惊了战后举行的纽伦堡审判。有几个医生申辩请求法庭宽大处理，理由是当时没有限制人体医学研究的国际法。之后，出台的纽伦堡法则提出了有关人体实验的可被允许的做法。法则要求必须征得实验对象自愿同意，且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虽然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纽伦堡法则也没有转变为国际法或被主权国家纳入本国的法律。

纽伦堡法则也没能阻止后来开展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人体实验。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1932年开始对399名贫穷的黑人进行梅毒实验，一直持续到1972年。该实验之所以争议很大，是因为1940年就已经发现青霉素对于治疗梅毒十分有效，却没有用来治疗这些实验对象。塔斯基吉实验令人痛心之处还在于它是由美国公共卫生部主持的。美国公共卫生部还在1946年至1948年主导了危地马拉的梅毒实验，将梅毒还有性传播病毒注射到精神病人、战俘以及士兵身上，导致83人死亡。

1966年，麻醉学者亨利·比其尔（Henry Beecher）在享有盛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自纽伦堡审判以后美国进行了22次不符合伦理的人体实验。比其尔没有公开研究者的名字，但是后来的调查揭露出这些实验是在主流机构进行的，研究结果还在顶尖杂志上发表了。比其尔举的例子里有一个是在未告知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往其体内引入活癌症细胞。在纽伦堡法则基础之上，比其尔的文章促使美国最终颁布了法律以及规定了具体可接受做法的行业导则。比其尔的报告并没有提塔斯基吉或危地马拉的梅毒研究，因为这两起事例分别在1972年和2005年才昭然于世。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比其尔的文章以及揭露出了塔斯基吉实验及其他类似恐怖实验，全球很多国家都成立监管机构，以保证研究对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自愿参与和知情同意、尊重个人及其自主权、保护实验对象免于伤害。此外，实验必须进行事先设计以得出科学上可靠的结果，且其获得的好处必须超过承担的风险。

许多实验，比如癌症化疗是痛苦的过程且有副作用。在参加实验之前，必须告知实验对象有什么风险。实验对象不能因为被胁迫或受到金钱诱惑参加实验。也不能对于他们在实验中可能获得的好处夸大其词。比如，实验对象应当了解他们参加新药尝试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有一半的实验对象是被随意选取，给予的是没有药效的安慰剂，那么获得好处的机会就更低了。

美国保护人体实验对象的联邦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法案”，于1991年制定。美国药物管理局（FDA）负责更新有关药物、装置以及新药开发的测试规定。FDA也是一个监管机构，下设上千个地方管理的机构审议局（IRB）。医院和大学的IRB负责审议研究提案并确定实验的设计是否对实验对象进行了充分地保护，必须获得IRB的同意才能开始实验。一旦出现违反规定的情况，IRB可以要求停止实验。

IRB和它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可以决定是否可以继续开展增能实验。

提高和降低增能实验的标准将为增能实验的支持方和反对方提供某种程度优势。但是光靠IRB自己并不能降低所有的风险。比如，它们并不能确定研究的社会价值，比如说，一种新药是否会给使用者“不公平”的优势。它们只是评估研究的安全性以及所带来的治疗疾病的好处是否值得冒一定的风险。

研究伦理委员会刚开始都是家长式的机构极不情愿让实验对象承受任何风险。但是后来也认识到对于一些生命受到威胁处境的人，比如患有肠癌的人，如果有新药给予一线生机，肯定不管多大风险也想一试。即使没有治愈的希望，但是癌症晚期的人都愿意做志愿者，希望在这一致其死亡的疾病上推动科学知识取得进步。

耶鲁医学院教授罗伯特·乐维（Robert Levine）在医学和研究伦理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在艾滋病流行早期，IRB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艾滋病活动分子质疑IRB的家长作风拖慢了本可能阻止艾滋蔓延的药品研究进程。他们认为IRB不应当阻挡他们承担自己愿意承受的风险。这种转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潜在实验对象主动要求参加药品测试以及增能装置实验。

历史上，IRB的成员决定除非某项研究能够产生可以证明的治疗好处才能冒险。但是凯斯西储（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法律和生物伦理学教授麦克斯维尔·梅尔曼（Maxwell Mehlman）指出规定中没有限制IRB批准测试人类增能的实验。梅尔曼对规定的解读，虽然是正确的，但未必能够说服IRB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