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的半机器人

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指出，所有人生来就是半机器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不仅仅是使用技术，而是将工具当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最基本的发明就是字母、纸以及笔，我们使用这些将自己的想法延展到了身体之外。有了数字符号，我们不必用心算，而是在纸上解题。但是，使用笔和纸不存在大的风险，除非是在写煽动性的政治传单。

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每一项技术在改变大脑结构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经常使用的情况下，大脑中神经元形成新连接，旧的连接也得以进一步加强或弱化。未得到利用的神经路径可以进行调整适应新的用途。照此说来，我们使用的技术，即使有些工具只是偶然使用，也都会进入我们的大脑，一旦我们使用这些工具时，就成了身体和思想的延伸。

现代语言里，半机器人（cyborg）指的是人和机器融为一体，让人联想到机器战警、章鱼博士或钢铁侠等等。实际上人类和技术的融合有多重形式，有些实在乏善可陈。我们不少人依赖药物才能有理想的表现。此外，人工耳蜗植入、隐形起搏器、除颤器以及缓解帕金森症状的神经义肢技术等都已经很寻常。

未来，在皮肤下植入纳米传感器，通过血液循环，或是与成千上万的神经元突触连接，从而与身体外很远的装置进行无线沟通。主要的技术改进——不管是基因学、药物、隐形芯片还是纳米技术，都将对增能之人的生活产生质变的影响。事实上，我们身边的半机器人与普通人并没什么区别。基因工程并不会带来外部明显的改变，因此基因增能的人可能被当作普通人且同时获得优势。通过基因或植入改变的个人更适合称为技术智人而不是半机器人。

技术增能的支持者认为增能的优势在于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实现，但是事实上基本不可能。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定义为着急找到解决办法的一代人——发明速效药、采用股票交易算法一夜暴富，以及使用增能手段快速成功。但是受伤的战士需经历痛苦的治疗才能知道如何使用神经嫁接的义肢。使用激素也不是绝对能带来运动场上一举成名，也需要配合大量的训练，同时会带来神经、肌肉、关节方面的风险，以及腕管综合症、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疾病。虽然因为要打消年轻人和顽固分子使用兴奋剂的想法从而夸大了其中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的确存在。

在身体中植入磁条或芯片能带来感官外或超人类的能力，但是需要进行一些培训才能用。英国瑞丁（Reading）大学人机关系学教授凯文·瓦维克（Kevin Warwick）在自己的手臂上植入了一个芯片，与神经相连，能够向外部装置发送信息。但是，他用了8周的时间练习才能激活芯片，随心所欲发出信号。学习掌握如何操作复杂的大脑和计算机界面和学会小提琴一样都很困难。

未来几年无疑将取得重大成果，但只有通过大量实验、艰苦努力以及反复失败再尝试才能实现。病人、残疾人以及急需这项技术的人将成为第一批实验对象。那些期待增能的人希望在这些社会弱势群体身上开展的实验能产生可靠的技术，从而改变人的能力或使人的身体和智力能够与计算机和纳米机器互动。同时，药物和可穿戴装置仍是最吸引人的通过技术改变自己能力的方法。

至少身体外的技术装置是可以撤除的，但是对身体和智力的干预手段在很多情况下不可逆转。ipod和手机上使用耳机已非常普遍，显示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越来越亲密。虚拟现实手套和眼镜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可穿戴装置，比如计算机手环和手表能够监督身体的活动和现象，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和重视。外骨骼机器人能帮助四肢虚弱的人行走或缓解背部问题，从而赋予了工人超人类的能力。

但是，可穿戴设备必须安全，不应当干预使用者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的能力，不应当干涉他人的财产以及隐私权。可以方便上网的谷歌眼镜本以为推向市场后会大受欢迎，但是公众接受度不尽如人意。人们开始对于能够上网的眼镜表现出不信任。

研究证明开车发短信很危险，所以就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限制这一做法。类似的研究表明开车打电话也很危险，但是立法者认识到公众不会接受限制这一行为。未来几十年中，穿戴技术的安全使用将对类似的问题进行关注。如同开车打电话或发短信一样，功能、便捷、安全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之间的权衡将继续取决于公众是否接受。

关于成本——财务、个人、心理以及社会层面的成本非常重要，这也是消费者心中最关心的。流行文化中半机器人的形象已说明了这一点。1973年的《600万美元男人》也许是第一个生动反映公众想象中的半机器人，一个名叫斯蒂夫·奥斯丁（Steve Austin）的受伤宇航员加装了增能假肢让其成为了英雄。

14年后的《机器战警》以一个更加平常的角色登上舞台，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艾利克斯·墨菲（Alex Murphy）的警察侥幸存活，他剩下的身体和机器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强大的罪恶斗士。但是，在《机器战警》系列电影中，主人公越来越可怜，观众逐步意识到他所失去的一切。这种变化也让我们反思对于人的身体和智力增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如果要付出如此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