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智慧的机器

0年前卢德派所担心的梦魇发生，技术所抢夺的工作将远远超过其创造的工作。就业机会的创造可能也存在周期性的增长。但是我们可以暂时假设所创造的新工作形式远远落后于人们对于就业的需求，这肯定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假设，如果将寿命变长和更健康的因素加起来，导致50%的劳动力要70岁后才退休，那么他们的子孙、曾孙还能找到工作机会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工资不是分配财富的主要方式，那么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如何支付得起物品和服务呢？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注意到大学录取人数迅速增加，这意味着更多人接受了教育，但是却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工作职位可供这些人选择。上百万的年轻人加入了社会学家提倡的政治运动，在性别解放、社区生活、提高智力的药物以及在以前的休闲时间活动比如冥想基础上发展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尝试。

年轻人的左翼自由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许多年轻人认为后工业经济国家逐渐向休闲阶级社会发展。随着富裕国家的增多，有进步思想的社会学家建议要维持不断增长的休闲阶层，普遍采取的政策是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收入。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1979—1990）以及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1981—1989）标志着反对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的开始。同时，低价个人电脑的出现也创造了大量新就业机会。

扩大和收缩社会服务之争现在仍是民主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如果技术性失业真的成为现实，那么福利国家包办制和要求民众自给自足的冲突在未来10到20年肯定会首当其冲。资本扩张加上就业紧缩将迫使战后工业社会不得不考虑建立起诸如最低收入保障的制度。

这一简单的分析简要描述了一个问题，但是却没有将许多也发挥作用的因素考虑进去。罗宾·汉森（Robin Hanson）认为机器人1天24小时，1周7天日夜无休地工作肯定会带来财富大幅增加。但是财富增长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意义甚少，美国5%的人拥有70%的股票，有一半美国人没有任何股票。

戴维·罗斯（David Rose）是一位技术企业家和风投资本家，创办或投资了8家公司，他认为迅猛发展的技术将把我们推向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或者是没几家公司的世界。如果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随着资本迅速增长，如果政府能够稍微公平地分配财富，那乌托邦的未来至少也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事实情况不会这么理想。比如说，RPI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艾德·伍德豪斯（Ed Woodhouse）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3D打印被广泛使用，那么上亿人失业了会导致什么结果，会造成社会动荡吗？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对于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但凡新闻报道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稍有放缓，当天的世界股票市场都不好过。

杰森·拉尼尔（Jason Lanier）对于信息时代如何在进步给出了非常负面的批评。拉尼尔在数码技术滋生的生态系统中占有独特地位，他与那些持有证书的正统科技人士相比多了很多反文化的特点。他被誉为推广虚拟真实的先锋人物，成立了第一家出售虚拟真实手套和眼镜的公司，最近他带领他的同事成为抨击计算机文化的领头人物，比如：对人类本性的机械式理解、幼稚地信仰乌托邦式的技术奇点、清除一些薪酬不错的职业、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很有希望的互联网相关的工作，但却只有少数人能从中受益，以及政府和企业获得更多监视公民或员工的工具等。

对于一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行业前景究竟如何，存在很多积极和负面的预测（如果你找不到工作，试试出售自己的预测吧！）。没有人能够肯定地分清到底哪一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好莱坞编剧们通常会耸人听闻地夸大某一两种技术的影响，但是忽视了很多其他的技术和工具可能同时发挥作用。如果技术性失业成为现实，将导致非常严重的财富分配危机。

如果这种危机真的发生，将改变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政府是否因此倒台取决于很多因素。财富增长也可能会导致新的就业形式的出现。政治领袖们可能通过采取财政和金融措施赢得一些时间，公众也愿意因为面包和互联网的诱惑而被收买。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微薄力量也可能会浮出水面。

风暴云团的聚集将预示着悲剧不可避免，或是提醒必须提前规划消散这些尚不明显的微弱力量。如果技术性失业的速度超过了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具有前瞻眼光的政府通过某些形式的财富再分配来防止政治动荡的出现，比如说强健的福利体系或最低收入保障等。

过去10年里，关于智能机器人的社会影响以及因为工作机会推迟退休等问题的讨论只限于一些未来学家和边缘社会理论学家的预测。现在已经有所不同了。2014年主流经济学家和金融领袖，比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对技术性失业也发出了警告。这个议题肯定会集中喷发而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

关于财富重新分配的各种政治建议将会涌现。比如，计算机科学家和平板电脑先锋人物杰瑞·卡普兰（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