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研究的转折点

多利、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以及使用胚胎干细胞用于研究目的等等，都可以成为公共对话和政治行动的转折点。拨动我们心弦的令人惊奇的新事件总是会出现。但是下一个转折点很有可能是宣布克隆人取得成功，由此引起的公众讨论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致克隆的总体环境。

如果关于克隆人的报道充满了负面新闻，比如畸形胎儿、死婴、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等，那么公众会普遍痛恨和谴责克隆人，甚至使得其他形式的基因研究也因此蒙羞。这种情况肯定是那些认为克隆人是不道德的人所祈求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第一例克隆人不会导致对于克隆绝对正面或负面的印象，克隆人的诞生应该引发一场深入全面的对话，来探讨这一更具有颠覆性的辅助再生治疗方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许多基因工程方面的尝试都很可能出现问题，这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对基因学研究进行监管。但是谁为研究失败和照顾具有先天性疾病的克隆婴儿负责呢？社会，研究人员，保险公司，还是赞助克隆婴儿研究的有钱的父母？这些问题远没有解决，一旦克隆人出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将不得不就此问题进行政策辩论。

畸形儿和先天性疾病的可能性将促使很多父母不会考虑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设计自己的孩子。目前人们对于自己的基因排序尚且存疑，再加上担心制造出基因畸形的孩子，这将大大延缓基因研究的进程。但是，最终这一方面的技术会得以改善，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提高。

克隆人与孪生双胞胎十分相似，通过克隆产生的人当然应当获得人所应拥有的全部尊严。因此，对于单个克隆人的仇恨是不适当的。问题在于想要对自己或他人进行克隆的具体动机是什么。的确，许多人希望进行克隆的目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也不太考虑会对新创造的这个克隆人产生怎样的心理或身体伤害。

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对自己进行一次或几十次的克隆？有很多的孪生兄弟姐妹或长大后得知自己是父亲克隆的产物会不会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局面？不幸的是，即使克隆的理由是不道德的，对动机定罪并不容易。除非对新创造的人造成了具体的伤害，否则我们当前的社会将难以对之进行定罪。

将非人类的动物基因材料引入人类胚胎是非法的，而且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就像克隆人一样，这并不代表不可以进行尝试。所有反对克隆人的论断在此都可以适用，并且还应考虑可能对所产生的孩子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支持者认为这可能成为将某些有用的动物特征引入人类的一种方法，比如拥有鹰一样锐利的双眼，像狗一样灵敏的听力。这让人想起了具备新能力的变异人就像X战警一样。但是，这无法保证这样的人一定能具备理想的特质。这只是将人类带入勇敢新世界的邀请卡，目前的困境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邀请。

基因学在很多研究领域开始发展，目前具有的新技术以及更多的可能性仍然取决于研究是否取得新突破。从1980年到1999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一个孩子，她可以去加利福尼亚的胚芽选择存储机构将自己的卵子与成功的科学家、商人、艺术家以及体育名人捐赠的精子进行结合。但是想要预先确定这个孩子具备某几项特质仍然只是想象和遥远的可能。

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主人公是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7—1927），她给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信中写道：“您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我则拥有最曼妙的身材，相互结合生儿育女是我们的责任。”萧伯纳给她的回信是：“亲爱的邓肯小姐，我承认我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您拥有最曼妙的身材，但是万一我们的孩子有我这样的身材、您那样的头脑那该怎么办？因此，我谦恭地拒绝您的提议。”

萧伯纳后来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爱因斯坦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的版本是棒球手乔·迪马乔（Joe Dimaggio）曾经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过类似的话，虽然迪马乔本身也不见得多优秀。但是随着基因研究“孕育”诞生的可能性增多，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孩子具有梦露的美貌，迪马乔的体育天赋，爱因斯坦的聪明头脑。

毫无疑问人类基因研究已经开始了，其本身已足以冒犯那些敏感的生物保守主义分子。但是，定制婴儿这个奇思异想目前仍是炒作多于现实。

目前有限的集中辅助再生技术（ART）未来很可能取得进步，从而提高选择几种具体的技术，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定制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永远无法实现。一些主要的技术和伦理障碍仍然存在，这将阻止整体实验的开展，故无法大幅度改善胚胎的基因组。以人类，特别是婴儿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已经设置了很多限制。

除了科学和伦理方面的障碍外，还有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即如何对人类基因工程进行监管，以及实施哪种程度的监管。对于致力于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而言，对再生医疗进行监管不大可行。正如对非人类动物进行的研究一样，实施监管只会促使一些研究转入地下，从而导致无从监管及无法确保这些研究是符合安全规定的。

这些实验还可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