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人类？

近来关于基因选择和设计婴儿的争辩只是争议史上的最新篇章，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人们尤其担心基因工程。从一开始，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引起过冲突。有关人类和其他物种是从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理论挑战了对于圣经的严格解读。达尔文深刻意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对圣经的严格解读不会接受物竞天择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不认可自然选择。

比起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进化论，社会理论者用此推崇种族和阶级优越性的概念。在他们解读中的进化论，在社会竞争中最成功的人就是适者生存。“适者生存”的说法通常被人错误地认为是达尔文发明的，其实这个词的创始人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用此来说明不受约束的竞争的合理性。

过去70年多以来，批评这个词的人将其打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签。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科学的虚饰来表达阶级优越性、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纯粹性等模糊论点。“自私”物种之间的为了生存的竞争被提升到自然法则的高度，并去说明强盗大亨和帝国主义的合法性。

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达尔文的表弟和科学家，他影响了进化论的社会史。1883年他提出了优生学的概念。加尔顿认为通过一些鼓励具有优良特质的人群生育，同时控制具有不良特质的人不要生育的办法来改善社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优生学运动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最高潮时，英国、瑞典、阿根廷等国政府实施了优生措施。西奥多·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玛格丽特·桑格（他是计划生育倡导者以及父母计划机构的创始人）都支持优生政策。

更加良性的优生办法是计划生育、对怀孕母亲进行孕期照料、通过医学方法消除遗传性疾病等。具有争议的优生措施包括强迫流产、强制怀孕、强迫绝育以及杀婴等。可耻的是，美国曾经制定法律，强制对“有缺陷”的人群进行绝育。

在1909年至1960年年初，有6万所谓的“缺陷”人群被绝育。许多被绝育的人并没有遗传性疾病。他们的“罪恶”只是因为出生贫穷，营养不良，或未受教育。最高法院大多数人的意见（1927年的巴克诉贝尔案）支持通过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要求对精神病人及其他认为不健康的人进行绝育，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是，“整整三代人都是傻子已经够了”。这个案子使得美国的优生绝育合法化，而且从来没有明确被推翻过。按照今日的标准，这个案子的当事人算不上精神上存在缺陷。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比起美国政府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对35万余人进行绝育。纳粹分子对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者的大屠杀使得优生学名誉扫地，并且使得这一理念的支持者也开始反思它的负面性。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二战之后很少有人公开支持优生政策。但是在美国，国家支持的绝育计划仍在继续，1943年至1963年仍有2.2万人被绝育。最近，基因学可能被用于改造人类特征，而这也通常被称为“新优生学”。

当前关于自然和人类行为培育的相对重要性之争仍在左右摇摆，对公众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人的性格相对固化不易改变，但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改变环境能够改善人的行为。

到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工程方面进行的实验失败——针对贫穷、教育和医疗的自由主义政策，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观点打开了大门。有人认为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人性不可逾越的障碍，比如人们固有地倾向于把孩子和亲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对于个人财富和安全的渴望以及对激励措施的需要等。

在20世纪末，这场争议的钟摆似乎明显指向自然作为人性的主要决定因素。研究表明同卵双胞胎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在智力、信仰、情绪以及技能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这被解释为生物性超越了环境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是，基因超越了经验和环境决定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

一些进化论精神学家走得更远，认为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类性格的确定总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对于偏见和成见等不良风气的抬头，批评人士担心对于人内在本性的阐释将转向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的特点，从而加剧种族和社会的不公平。

近年来，先天和后天之争的钟摆并没有逆转方向，但是它发出的嘀嗒声却越来越被人忽视。对于如何激活或抑制基因表达的更为微妙的理解，导致很多科学家都放弃了传统的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别重点在于单个植物或独立的动物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新的范例下，不是基因的东西也被列在基因的影响因素中。细胞外面的DNA是惰性分子，它的表达受到许多因素的刺激，包括基因材料所在细胞的营养环境。单个的基因不仅可以被细胞中的多组分子也可以被染色体中的其他基因信息激活、抑制甚至改变。而基因表达也可以改变细胞、生物，并最终改变生物所存活的生态系统。

基因、细胞中的其他分子以及与细胞之外环境的影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