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第1章 历史的诞生

遗憾的是，本书没有篇幅给“农业”（farming），“城镇”（towns），“文明”（civilisation）和其他许多我所使用的术语下定义，例如“村子”（village）或“狩猎采集者”。我只是遵循通常用法。“文明”可能是最有争议的，我用它表示具有国家组织、纪念碑式建筑、社会和劳动分工的社会。我并未暗示此类社会拥有“文明的”价值，或者它们是社会进步演化的结果，就像20世纪初的史前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见Trigger，1989）。我对“城镇”一词的使用也需要简单说明。我仅仅用它表示比最早的定居社群大得多的定居点，无论是狩猎采集者、种植者还是农民的——我称那些定居点为村子。比起晚近历史上的定居点，这些“城镇”可能非常小，后来的史前或历史考古学家可能会称它们为“村子”。我没有暗示它们拥有不同于“村子”的特别的社会或经济组织形式。

我决定在书中使用BC（公元前），而非更加科学的BP（距今）——我觉得两者同样随意。事实上，BP中的“今”表示1950年。因此，只要把公元前年份加上1950就能得到BP年份。在正文中，我使用近似的公元前年份，日历年而非“放射性碳”年，并在第2章中解释了两者的区别。在中，我提供了具体日期未经修正的放射性碳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将提供一个标准差的修正后的放射性碳公元前年份（用OxCal 3.5计算）。除了很少的例外，我提到的所有年份均依据放射性碳定年，许多使用了加速器质谱仪（AMS）技术。第2章中将解释放射性碳定年技术。

Mithen（1998）。

由于第2章中讲述的修正后的放射性碳定年和下文提到的确定冰芯准确细节的问题，我无法给出冰河条件达到顶峰的确切时间。它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22000或前21000年，而非我为方便起见而使用的整数。

冰盖扩大和气候整体上呈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将在第2章分析。

关于地球气候每10万年的波动，见Petit等人（1999）的描述，他们依据的是来自南极洲沃斯托克（Vostok）冰芯的证据。

我承认这种观点存在争议。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即现在的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气候变化）是由自然而非人为原因引起的——过去的130年间，太阳的辐射输出增大（Parker，1999），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人类活动对现阶段全球变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该议题的详尽分析，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limate Change 2001, The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三卷本）。

温室气体指大气中能够吸收地面热辐射，从而产生覆盖效应的成分。这些气体中最重要的是水蒸气，但它在大气中的含量不直接因人类活动而改变。不过，水蒸气可以影响二氧化碳、一氧化氮、含氯氟烃和臭氧的含量。一旦这些气体的含量增加，就会产生温室效应，造成内部变暖。关于温室气体的角色和全球变暖的一般性问题，见Houghton（1997）的描述。

在20世纪的很多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考古文化的认定，许多人默认文化与被定义为民族的人类群体间存在直接联系。Childe（如1929，1958）支持这种观点，用手工制品类型（如特定的陶器、刀剑、墓葬习惯和建筑风格）中不断出现的联系来定义史前文化。在已知的此类文化中，最知名的是“凯尔特人”。于是，人类历史完全成了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和各种新文化诞生的历程（常被认为来源于某个偏远地区，通过某种尚不明确的机制产生）。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此类考古文化与人类群体间并不必然存在直接联系——考古文化被认为具有自己的演化机理，这种观点是由David Clarke 发 展 出 来 的 。 20 世 纪 60 年 代 ， 随 着 “ 过 程 ”（processual）考古学的兴起，关于过去的这种“文化史”观点遭到了强烈质疑，比如Binford和Renfrew的作品（他们又受到Ian Hodder等“后过程派”的批判）。Trigger（1989）回顾了考古思想的上述发展。我认为，对于重构过去人类行为、社会和历史的尝试，通过具体类型的物质文化来认定往昔“文化”的做法没什么价值。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有非常强有力的器物加工传统，暗示人们把自己视作某种形式的文化实体。因此，我既用“纳图夫”（Natufian）和“克洛维斯”（Clovis）表示Childe所理解的“考古文化”，又用其指代具有一定程度文化自我认同的人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特意避免提及往昔的文化，因为我不相信它们存在过。

在人文学科中，长久以来，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具体个人的行为来解释文化和历史变革一直是争议话题。我的观点是，考古学解释需要涉及具体的个人活动（Mithen，1990，1993b），并在叙事中结合长期全球发展和日常人类经验。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