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中石器时代的遗产

健康既无益处也无伤害。这种特点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提供比使用核DNA详细得多的人类历史图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机变异会留下更多证据。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谱系组，即源自同一个女性（实际上是同样的线粒体DNA分子）的人群。

当赛克斯和同事对来自欧洲各地的821例线粒体DNA进行检测时，他们发现存在6个明显的谱系组，从中马上可以看到，欧洲人的基因多样化程度要超过“前进波浪”模型所认为的。通过对线粒体DNA的变异率进行最佳估算，赛克斯和他的同事计算了每个欧洲人谱系组出现的年代。其中只有一组的年代足够晚近，能够与西亚农民移民联系起来，而且的确存在某些清晰的基因标志指向西亚起源。此外，它在欧洲的地理分布也符合考古学家认可的两条殖民路径：中欧和地中海沿岸。但这个组只占6个谱系组总数的15%，其他所有谱系都来自2.3万年到5万年前，表明现存线粒体DNA的85%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源于之前的冰河时代。 [19] 前进波浪不过是一小片涟漪。

这个惊人的结论引发了卡瓦利——斯福尔扎和赛克斯之间热烈的学术争论，两人都质疑对方所用方法的有效性。 [20] 线粒体DNA证据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只记录了母系信息。如果西亚移民选择中石器时代的女性为妻（这很有可能），那么线粒体DNA的记录将很快无法显示移民的存在。 [21] 不过，赛克斯的结论支持了兹韦莱比尔、罗利——康维和卢思韦特等考古学家。即使齐良真的找到了公元前5700年葡萄牙的农民移民飞地，它对新石器时代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体发展也贡献寥寥。我们必须将发展归功于中石器时代的人类，他们的祖先占据了萨杜河和塔霍河口的贝丘。

赛克斯和卡瓦利——斯福尔扎至今仍在争论，但他们的最新成果开始趋于一致，一些考古学家（例如科林·伦弗鲁）也发现两人的结论完全相容。卡瓦利——斯福尔扎将农民移民对现代欧洲基因库的贡献减少到28%，而赛克斯也把相关估计提升到20%出头。两个数字如此接近，似乎不再存在争议。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至少扮演了和农民移民一样重要的角色。 [22]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基因也许在今天的欧洲人身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只有在欧洲极北地区，狩猎和采集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一直持续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才被游牧取代。 [23] 对温带地区来说，在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举行宴会、跳舞和将死者埋进石头砌成的墓穴的人们是欧洲最后的中石器时代人类。

瑞典和丹麦的中石器时代社群——生活在斯卡特霍尔姆、韦兹拜克、曲布林湾和埃尔特波尔遗址的人们——最终因为与LBK文化接触引入新伦理而崩溃。作为妻子的年轻妇女和作为劳工的年轻男子缓慢但稳定地流失，导致他们的社群人丁凋零。留下的人不再延续与马鹿和野猪的亲密关系，他们同样向往物质财富、社会权力和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农民，并在公元前3900年左右如愿以偿。

这些农民与LBK的截然不同。他们放牧牛群，住在简陋的中石器时代式居所里，生活在中石器时代祖先的贝丘旁。仿佛是为了弥补家庭建筑的缺失，他们建造了被我们称为长坟堡（long barrow）的巨型墓葬纪念碑，选择为死者而非活人建造房屋。他们的灵感来自LBK的长屋。长坟堡是新农民向来自东方的农民看齐，并否认自己的中石器时代过去的尝试。 [24]当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的狩猎采集者被新的农业生活方式包围时，大西洋沿岸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25] 又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诞生了，那里的人们用巨石和巨大的石板修建坟墓。这些巨石墓没有指向东方的农民祖先，而是让人想起了中石器时代的过去，即葡萄牙贝丘中用石板砌成的墓穴和泰维耶克的家庭墓葬。 [26] 在欧洲的西北角，特别是不列颠，长坟堡和巨石墓都是新的新石器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公元前4000年，欧洲的居民几乎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农民。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它将抹去中石器时代世界的任何残留痕迹。至少在从我们的基因中意外发现中石器时代的遗产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