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中石器时代的遗产

研究中新近获得的一种全新证据得以解决：

现代活人的基因。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基因历史学，它对我们历史研究的影响注定将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刻。鉴于我们在讨论美洲时也会涉及基因历史学，因此在考虑其对欧洲问题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领域进行简单的介绍。

通过人类基因追溯人口历史的可能源于这样的事实：虽然我们都属于智人这同一物种，具有高度的基因相似性，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相似性的存在是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群在不早于公元前130000年生活在非洲的人类。倒数第二次冰河极盛期的恶劣环境条件让人口减少到不超过1万人。这降低了遗传变异的程度，即所谓的人口瓶颈。当公元前125000年出现全球变暖时，人口也开始增加。人类从非洲向外扩散，最早的智人进入了欧洲和亚洲，最后抵达美洲。当时存在的其他人种（比如尼安德特人）都被彻底取代，没有对现代基因库做出任何贡献。

由于这段进化历史，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相距最遥远角落的人类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基因组成，但并非完全一致。随机变异一直在发生，大部分对我们的行为和生理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两个人独立发生完全相同变异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如果两个人产生了同样的变异，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位共同的近祖发生了这种变异。当然，如果这两个人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基因学家就能由此追溯人类扩散的模式。

不仅如此。基因变异的速率可以被认为是恒定的——虽然是否的确如此仍有待证实。通过测量两群人之间的基因变异程度，并对变异速率做出估计，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两群人相互分离了多久。

上述有力证据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全新方法提供了基础，它无须历史书籍，甚至不用考古发掘，只需记录和解读世界各地活着的人的基因变化，我们就能确定历史上扩散、迁徙和殖民的模式与年代。

至少在去掉各种复杂因素后理论上如此。不过，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将理论付诸实践常常远比预想的困难。 [12]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Luca Cavalli-Sforza）是基因历史学的倡导者。1994年，他和两位合作者一起出版了《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在我们人类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中，该书是关键的学术里程碑之一。[13] 卡瓦利——斯福尔扎在书中指出，欧洲的现代基因图谱显示，基因频率从东南部向西北部梯度变化。 [14] 他宣称，这只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移民的遗产，他们从希腊扩散开来，经过东欧、中欧和南欧，直到抵达西北角。这种观点被称为“前进波浪”模型，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中，它没有为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安排任何角色。根据这种观点，LBK人肯定是西亚移民的后裔，而非像兹韦莱比尔后来提出的那样，源自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人类。比起卢思韦特和罗利——康维，我们更应接受齐良对地中海地区的解释。

1987年，“前进波浪”模型从另一种非考古学证据那里获得了进一步支持：语言。作为格雷厄姆·克拉克在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教席的继承者，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研究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印欧语系的起源。这个语系包括欧洲人今天说的几乎所有语言，语言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争论作为它们源头的那种语言在何时和何地被使用。 [15]伦弗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原始印欧语（那种最初语言的名称）的使用者是公元前7500年安纳托利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以及/或者西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移居欧洲各地以及中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这种语言也传播到了那里。根据伦弗鲁的说法，现代的非印欧语言（例如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反映了那里有中石器时代的人口幸存，对新石器时代乃至今天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地点数量很少，而且相距遥远：伦弗鲁的论述与卡瓦利——斯福尔扎的基因数据完全吻合，即新石器时代农民移民的“前进波浪”席卷了欧洲。 [16]伦弗鲁的观点马上受到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批评 [17] ——关键问题在于语言可以完全独立于人传播。1996年，基因证据同样遭到质疑。对卡瓦利——斯福尔扎观点的挑战来自牛津大学的布赖恩·赛克斯（Bryan Sykes）和他的同事。他们没有使用卡瓦利——斯福尔扎依赖的核DNA，而是选择了线粒体DNA，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18]我们的大部分DNA位于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通过名为“重组”的过程从父母那里各继承一半。这一过程涉及对双亲基因不可预料的混合，经过一代代的重复，追溯进化历史的可能性变得极小。线粒体DNA则位于细胞体而非细胞核中，只继承自母亲。我的所有线粒体DNA都来自我的母亲，而且完全不会遗传给我的孩子。排除了复杂的重组，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关联性变得容易许多，而且通常被认为更加准确。

线粒体DNA的变异率也比核DNA高得多，而且发生完全中性变异的频率也要高出许多，对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