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要成功,也要受欢迎

的时间是90分钟，而且不允许学生做任何书面记录，所以关于课堂讨论的内容，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当一个学生的评论被其他学生引用时，这就会帮助教授回忆起讨论的要点。和现实生活一样，一个人的表现极大地依赖于人们彼此间的互动。其他6位福特学者很快就成为论述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发言者，因为学术荣誉立刻给他们带来了说服力；他们甚至在官方的校园招聘期开始之前，就提前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机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备受尊崇的6位“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番评论，在我看来这证明了他甚至都没读过讨论中的案例。

但是，所有人都对他大加奉承。我很想弄清楚，不让大家知道我是第7个获奖者是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毕竟不预读讨论材料就能一路轻松地完成第二年的学业也挺不错的。

但我从未真正考虑过把这件事公开，我的直觉认为把学术成就公开不是个好主意。10年后，当我了解“霍华德/海蒂”案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在学生中身居“高位”，也许会让那些男同学过得更轻松，但对我而言，反而会过得更艰难。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从儿时起，被文化所强化的信号就警告我不要被贴上“太聪明”或“太成功”的标签，这种警告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女孩，被认为很聪明尽管在很多方面都有好处，但这并不会让你在男生中变得特别受欢迎，或是变得更有吸引力。

在学校里，我被称为“班里最聪明的女生”——我讨厌这样的说法，有哪个男生愿意带着班里最聪明的女生去参加毕业舞会呢？高年级时，我们班投票选出我和另一个男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人”。这样一来，我便不再会有任何机会受邀参加毕业舞会，所以我强迫年鉴编辑（他也是我的朋友）把我的名字删掉了。这招很有用——我终于找到一位帅气、喜欢运动的舞伴。可是这位男生有点过于沉迷于运动，在舞会两天前，他为了参加一场篮球赛而取消了和我的约会，还说：“我知道你能理解的，因为参加决赛是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当时，我没有回应说作为一个高中女生，参加毕业舞会也是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幸运的是，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对运动不那么热衷的新舞伴。

我从没真正想过，为什么我在这么年轻时，就会如此努力地隐藏自己的成就。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约10年后，我在一次晚宴上遇到了斯坦福大学研究领导力和组织行为的教授德波拉·格林费尔德（Deborah Gruenfeld），我们由愉快的小声交谈很快演变成了热烈的讨论。基于多年的研究，格林费尔德教授非常理解女性为成功付出的代价。“我们根植于文化的传统观念，将男性与领袖特质相关联，将女性与抚育特质相关联，并且让女性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她说，“我们不仅相信女性充当的是抚育者的角色，还相信这是她们首要的角色。当一个女人做了某些事情显示出她最突出的特质不是亲和力，就会给人带来负面印象，让其他人感觉不舒服。”

如果一个女人非常能干，她看上去就不够亲切；如果一个女人看上去很亲切，那她就会被认为不够能干。由于人们想雇用和提拔那些既能干又有亲和力的人，这就构成了女性的一大障碍。表现得“女性化”让女性很难像男性那样获得机会，但不顾社会期待去争取机会又会被认为不配获得机会，甚至被判定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自打我读高中以后，一切都没有改变，智慧和成功对于任何年龄的女人来说都不是获得欢迎的主要因素。这让一切都复杂化了，因为我们仍在倡导女性坐到桌前，拥有她们自己的成功，即便这么做会让她们变得不讨人喜欢。⁸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真的希望被人喜欢，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会带来好心情；赢得人们的喜欢也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个人发展上。领导者想要介绍或推荐某位女性，常常取决于其他人对她的正面评价：我们需要信任她的工作能力，也要相信她能很好地与他人共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感到很有压力，从而直觉地隐瞒自己成绩的原因。

2011年10月，脸谱网的工程师主管之一乔斯琳·戈德费恩（Jocelyn Goldfein）召集公司的女性工程师开会，鼓励她们彼此分享在产品构建上取得的进展。会场一片安静，没一个人率先发言。当那些张扬地表现自我的女性不受欢迎时，谁还会站起来发言呢？乔斯琳换了种方式，她不再让女工程师们谈自己，而是请她们讲彼此的故事，于是大家才都松了口气。

真正认同自己的成功，对于实现更大的成功至关重要。职场成就取决于一个雇员是否有助于工作的积极进展。只要不滑向狂妄自大，男性在工作上的成就很容易得到承认；但对女性来说，“邀功”往往意味着将在社会与职场的形象上有所牺牲。事实上，女性如果在面试中阐述自己为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或是提到以前工作中的成功，实际上反倒会降低她被雇用的可能性。⁹

女性除了要应付这种两难处境，另外由于性别成见，有时还必须在没有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做额外的工作。当一个男性帮助同事时，被帮助者会觉得亏欠于他，并且非常有可能给予回报。但如果是一个女性对他施以援手，这种受人恩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