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分工

容纳更多的少数权力，让公民在自治活动中扮演一个更直接的角色，这些做法都是为时势所趋的，但是仍显不足。明日政治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打破决策的混乱状态，把决策放到适当的位置。这种做法并不是重新调配领导人物，而是针对政治无能所下的一剂解药，我称之为“决策分工”。

有些问题不能靠地方力量来解决，有些问题不能靠全国力量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需要各方面同时行动。甚至最适当的解决机构并不在于一点，而是与时俱进。

要解决今日机构负荷太重所引起的决策混乱问题，我们必须将决策分开，然后重新分配——把问题分配到各个阶层，视问题性质更换决策单位。

今天的政治措施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问题转手了，可是决策权仍留在原地，因此许多决策仍然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全国性行政机构的组织最为繁复。相反，国际性的决策不够，这方面的组织都还没有开发。

此外，次级组织的决策太少，比如各地区、各州、各省、各地方及非地域性的社会团体。

我们曾经指出，全国政府所掌握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能力范围，对任何单一政府而言都嫌太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设立新的国际性机构，将许多决策转交给新机构。比如，我们不能靠严格的国内立法来应付跨国企业无地域限制的权力，我们需要新的国际策略来建立和执行全球公司的行为准则。

就贿赂问题而言，美国公司的对外贸易受到美国反贿赂法规的严重影响，因为其他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其厂商贿赂外国顾客。同样的道理，只要国际上没有适当的法规，遵守环保规定的跨国公司就会面临其他公司不公平的竞争。

我们需要国际粮食仓库和突发灾难救助组织；我们需要新的全球机构及早提出作物灾害警告，平衡重要资源的价格起伏，控制武器交易的蔓延；我们需要非政府联盟和组织来解决各种国际问题。

我们需要较为理想的机构来约束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我们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互助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机构之外设立新的机构或将原有机构重新改组；我们必须设立新的机构来传播科技的优点，防止科技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加速设立强大的国际机构来管理外太空和海洋；我们必须彻底整修僵化、官僚的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上，我们仍然停留在原始、未开化的政治阶段，正如30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时，我们对国内事务一无所知。把一些决策由国家交给更上层的单位，不仅可以使许多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得到有效的处理，而且可以减少中心单位“国家”的决策负担，决策分工势在必行。

把决策向上转移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还有大量决策必须由中心向下转移。

这个问题也不是一道是非题。这不是绝对的分权和集权。问题是如何合理地重新分配决策，目前的制度过于强调集权，以致中央决策者无法消化不断涌入的新资料。

政治分权并不是民主的保证，邪恶的地方专制政体仍然有存在的可能。地方政治往往较中央政治更为腐化。同时，许多分权措施，比如尼克松政府的重组，只是为集权者利益着想的假分权。

虽然有这么多缺点，但是许多政府如果不大量转移中央权力，就不可能重建理性、秩序和管理“效率”。我们必须把大部分的决策向下转移。

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重建“乡村文明”，也不是因为有钱的纳税人愤慨地要求减少提供给穷人的福利，而在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就连拥有IBM 370计算机的银行也包括在内）都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做出定质定量的决策，而现在的决策爆炸情形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负荷量。

同时，政府制度必须和经济结构、信息系统及其他文明动态发生关系。今天，传统的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我们正面临分散式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事实上，全国经济已经不再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了。

正如我所强调的，我们在每一个全国经济单位之内都看到大规模、组织紧密的区域性经济单位崛起。这些次级经济单位彼此极不相同，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问题，有的存在失业问题，有的则担心劳工短缺。比利时的瓦隆人抗议政府将工业移交给法兰德斯人，落基山一带各州拒绝成为西岸的“能源殖民地”。

华盛顿、巴黎、波恩划一的经济政策对这些次级经济单位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同一经济政策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工业有利，却会伤害其他地区或工业，因此许多经济政策必须授权给地方单位。

就企业界而言，我们不仅见到内部分权，而且发现依地理区域分权的情形（通用汽车公司的280位经理最近花了两天时间集会讨论如何打破官僚结构，分散中央权力）。《商业周刊》指出，“越来越多的公司把工厂和办公室迁往交通不便的地区，美国经济出现区域性不平衡的现象”。

这一切正反映出社会信息流程的大幅变化。随着中央权力的萎缩，我们已进入分散式通信时代。我们眼见无线电、磁带、计算机、私有电子邮政系统的蓬勃发展，这一切都朝分散的方向进展。

一个社会不可能分散经济活动、通信方式等重要事项而仍然维持集权的政府决策。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行政治机构表面的改变。在预算控制、税赋、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都可能掀起激烈的战争。决策分工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