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直接民主

第二个明日政治制度的绊脚石就是“半直接民主”——由依赖代表转为代表自己。两者的混合就是半直接民主。

我们已经说过，意见分歧推翻了代表的意念。家乡的选民没有一致的意见，代表能“代表”谁呢？同时，立法者越来越依赖幕僚的支持和外来的专家以修改法律。英国议员比政府官僚软弱得多，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幕僚支持，所以不得不将很多权力由国会转向行政官员。

美国政府想要平衡行政官僚的影响，结果却创造了自身的官僚制度——国会预算部、技术评估部及其他必需的机构和附属机构，因而国会人员在过去10年内由1.07万人增至1.84万人，但这种做法只是使问题由外转内。我们所选出的代表越来越不了解他们决策所依据的各种规定，因此必须仰仗他人的判断。代表不再能代表他们自己。

在理论上，议会、国会、州议会都应该是协调少数团体意见的地方，他们的“代表”可以替他们争取公道，但是今天这种老式迟钝的政治工具不足以使立法者详细了解他们所代表的许多团体，更不用说替他们努力争取了。美国、德国、日本的国会负荷越重，情况越恶劣。

这也就是单一事件团体不稍妥协的原因。他们了解国会和立法机构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对制度的要求毫不让步。以代议政府作为经纪人的理论也不能成立了。

就长期而言，谈判破裂、决策无用、代议机构瘫痪都意味着现在由少数代表所做的决定将来会逐渐交还给选民自己。如果我们选出来的经纪人不能为我们做成生意，我们就得自己出马。如果他们所定的法律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必须自己修订。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和新的技术。

创造今日代议制度的第二次浪潮人士很了解直接民主的可能性。从1793年制定的《雅各宾宪法》中就可见直接民主的痕迹。美国革命人士也懂得新英格兰的市政厅和小规模的共识形成机制。后来在欧洲，马克思及其信徒经常将巴黎革命自治团体视为市民参与制定及执行法律的模式。直接民主的缺点和限制也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当时更具劝导性。

美国全民投票提案的撰写者麦考利（McCauley）、鲁德（Rood）和约翰逊（Johnson）曾说：“在‘联邦主义者’当中，对这种想法有两个反对意见。第一，直接民主对群众暂时的情绪反应无法审核或缓和；第二，当时的通信技术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比如，20世纪60年代，愤怒激动的美国民众如何投票决定应不应该往河内扔原子弹？痛恨恐怖分子的德国民众对设立“同情者”集中营的提议做何反应？在勒内·勒维克（RenéLévesque）夺权的当周，加拿大人有权对魁北克问题做全民决议吗？被选出的代表应该比一般人的情绪更稳定、更慎谋能断。

不过，大众过分情绪化的反应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克服，比如在以全民投票或其他直接民主方式进行重要决定之前，给予一段冷静的时间，或提供第二次投票机会。

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地进行一项颇具创意的计划，当时政府要求大众参与制定全国能源政策。政府了解大多数公民对各种能源（从太阳能到核能、地热）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因此开办了一门10小时的能源课程，邀请任何修习这门课或其他相当课程的人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议。

同时，工会、成人教育中心、各党各派也都开办个别的10小时课程。据估计会有1万个瑞典人参加，结果出乎意料，有7万~8万人参与了家庭和地方上的讨论。根据美国规模来算，这相当于200万个公民一起考虑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制度来克服全民选举或直接选举“过分情绪化”的缺点。

另一个反对意见也有办法解决。因为旧日的通信障碍不再能够遏止直接民主的发展。通信技术的惊人进步首次揭开了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可能性。

不久之前，我有幸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Qube无线电视系统上欣赏到一件历史上的大事——世界上第一座“电子市政厅”。哥伦布小城郊区的居民可以利用这一通信系统，通过电子设备实际参与地方规划会议。

只要在客厅里按一下按钮，他们就可以立刻表决地方区划、住宅法规、拟议中的高速公路工程等实际案件。他们不仅可以投票赞成或反对，而且可以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按一下按钮通知主席何时该进行下一个项目的讨论。

这只是明日直接民主最原始的形象。通过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机、无线电、选举制度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可以自行做出政治决定，这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不是一道是非题。问题不在于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自我代表还是他人代表。

两种制度都有好处，我们应该可以找出一些具有创意、以前没有使用过的方法来融合直接公民参与代议政治，创造一个新的半直接民主。

比如，我们可以仿照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地利的做法，对类似核发展等易起争论的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我们也可以不把最后的决策权直接交给选民，而是仍然由一个代表团（比如国会）来举行辩论，做最后的决定。

因此，如果民众投票支持核能，就把预定的选票分给国会中支持核能的人。他们得到大众的支持后，根据民众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