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

新兴的力量中，最受人瞩目也最为有力的应该算是跨国企业。

过去25年，我们目睹的是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生产系统，不单是原料和制成品由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组织也横跨国界。

跨国企业可能在第一个国家从事研究，在第二个国家制造零件，在第三个国家装配，在第四个国家销售成品，在第五个国家存入剩余基金，可能在十几个国家设有业务机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全球游戏的新玩家在规模、重要性、政治权力等各方面都一路扶摇直上。今天，在高科技国家，至少有1万家公司在本国之外设有分支机构，其中2 000多家公司在6个以上的国家设有分公司。

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382家主要工业公司中，有242家25%以上属于“外国成分”，其中包括销售额、资产、外销、盈余及雇员。经济学家正在为如何定义及评估（并且分类、计算）这些公司而争论不休，不过它们代表这个世界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及对国家的挑战，乃是不争的事实。

跨国企业的规模如何？1971年的某一天，它们合计拥有2 680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根据美国参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数字“为同日全球所有金融机构总数的两倍有余”。相比之下，联合国全年的预算只占此数的1/268。

20世纪70年代初，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比比利时或瑞典的GNP都高。这类比较数字令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慨言：“一度太阳永不落于大英帝国。今天，太阳会落于大英帝国，但是不会落于像IBM、联合利华、大众和日立等全球性的商业帝国。”

埃克森石油公司的油轮船队比苏联油轮船队的规模大一半。经济学家约瑟夫·威尔钦斯基（Josef Wilczynski）曾在1973年说过一句古怪的话：“只要把10家跨国企业的销售额合起来，就够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5 800万名共产党员按美国标准度6个月假的。”

虽然跨国企业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发明，但是事实上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中，有50多家“社会主义跨国企业”在做生意，包括铺设油管、制造化学药品和滚珠轴承、汲取碱水、制造石棉和行驶轮船。同时，从莫斯科人民银行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平民保险公司，社会主义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做生意的对象包括苏黎世、维也纳、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现在也认为，“生产国际化是必要的，而且是进步的”。1973年，在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的500家西方私营跨国企业中，有140家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中的一国或多国有“大量的商业交易”。

跨国企业并非全都来自发达国家。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中的25个国家最近在农业交易、平价住宅和资本货物方面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制度。菲律宾的公司在波斯湾修建深水港，印度的跨国企业在南斯拉夫设电子工厂、在利比亚设钢铁厂、在阿尔及利亚设机具厂。跨国企业的崛起改变了国家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政府是企业界权力的辅助者，因此强调二者的利益相同，然而跨国企业时常有着和国家相反的利益，国家亦然。

在英国，跨国企业违反英国的禁运规定；在美国，跨国企业违反关于阿拉伯联合抵制犹太律师事务所的规定。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禁运期间，获得配额的国际石油公司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运送石油，所依据的是其成员国的优先顺序，而不是国家标准。别处的机会一出现，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忠诚就立即消失，所以跨国企业在各国之间不断转换工作，逃避环境保证条例，致使各个往来国家互相冲突。

布朗认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全球清楚地划分为独立自主的许多国家。随着成百上千家跨国企业的出现，这些互相排斥的政治实体现在已经被经济机构凌驾于其上了”。

国家在世界上担任唯一主力时所拥有的权力，现在已经大幅减少。

跨国企业茁壮成长，已经承担了部分国家的职能，如外交和高效率地搜集情报。

吉姆·霍根（Jim Hougan）在分析私人情报机构的一篇文章中说：“多国公司的情报需要和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事实上，讨论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及其卫星机构的情报战时，绝不能不考虑埃克森、大通银行、三菱、洛克希德、飞利浦等公司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跨国企业有时和政府合作，有时又剥削政府，有时执行政府的政策，有时又利用政府来推行其政策，既非太好又非太糟。跨国企业有能力在瞬间调度几十亿美元，有办法发展科技且行动迅速，因此往往可以凌驾于政府之上。

休·斯蒂芬森（Hugh Stephenson）在研究跨国企业对国家的影响时说：“主要问题不在于跨国企业能否超越某一地区的法律和规定，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和反应结构的奠基是独立自主国家的观念，而跨国企业根本不承认这个观念。”

就全球权力体系而言，跨国企业的崛起削弱了国家的角色，此时正是离心压力即将导致内部分裂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