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与半体主义

我们的自然观、进化观、进步观、时间观和空间观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已经由强调研究孤立事物的第二次浪潮时代进入注重结构、关系和整体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20世纪50年代初，生物学家破译了遗传密码，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通信理论家和工程师、IBM的计算机专家、英国邮政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专业人才都展开了紧张、刺激的工作。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业研究”，产生了第三次浪潮工厂和公司生产所依赖的自动化革命与全新的科技。除此之外，新的思维方式也应运而生。自动化革命的一种主要产品就是“系统方法”。

笛卡儿派的思想家强调分析组成部分，而往往忽略了结构；系统思想家注重的是早期系统理论家西蒙·拉莫（Simon Ramo）所谓的“全面而非片面地观察问题”。系统思维方式强调次级系统的反馈关系，以及这些个体形成的大整体，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学说走出实验室后，业已在文化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系统思维方式的名词和概念被许多人引用，包括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外交政策分析家、逻辑学者、语言学者、工程师和行政人员。

系统理论学家并不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唯一敦促人们以整合眼光来观察问题的人士。

20世纪70年代，反抗狭隘的过度专业化的声浪也得到环保运动者的支持，因为生态学家逐渐发现自然如“网”，种族互相牵连，生态系统有其整体性。巴里·洛佩斯（Barry Lopez）在《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Action）中说：“非环境学家喜欢把事情分成各个部分，逐一解决。”相反，“环境学家对事情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的直觉就是平衡整体，而不是解决单一部分”。生态方法和系统方法声气相通，都朝知识的综效与整合发展。

同时，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合并各学科的思想。虽然大部分学院的学科障碍仍然阻遏了观念的交换和信息的整合，但是要求各学科或者多学科合并的呼声现在非常高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了。

知识层面的转变也反映在其他文化上。比如，在欧洲中产阶层中，东方宗教一向只有极少数的信徒，然而在工业社会开始分裂之后，许多西方年轻人转而崇拜印度大师，聆听印度音乐，开设印度素菜馆，在第五大道起舞。他们突然歌颂世界并没有破裂成笛卡儿的碎片，它是一个“整体”。

在心理健康方面，心理学家企图以形态治疗法治愈“一个完整的人”。形态治疗学家和机构在全美各地随处可见。心理治疗学家弗雷德里克·S. 珀尔斯（Frederick S. Perls）认为，这种疗法的目的是通过个人感官知觉与外在世界关系的整合拓展人类的潜能。

医学界已经掀起了“整体健康”运动，他们所持的观念是个人的福祉有赖生理、精神和心理的整合。这个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热烈的支持，其中有严肃的医学创见，也有骗人的把戏。

据《科学》杂志的报道，“几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联邦政府会支持以信心治疗、虹膜学、针压止血法、佛教冥想、电子医学等为名的健康会议。现在，各种治疗方法和系统都有专人研究，所有研究都冠以整体健康之名”。

各个不同层面出现了许多活动，“整体主义”这个名词自然也成为流行的词汇之一，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脱口而出。一位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专家呼吁“整体了解都市死角”，美国国会一个研究团体要求长期的“整体”研究，一位课程专家宣布他使用“整体阅读和计分法”来教导学童写字，比弗利山庄的一所美容健身院提供“整体运动”。

这些运动、时尚和文化潮流各不相同，但是其共同之处很明显，都在攻击同一个假设：研究孤立的部分可以了解整体。这些抗议可以用哲学家兼系统理论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的话来证明：“我们是一个相关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除非博学的‘通才’致力于研究自然相关形态的系统理论，否则短短的计划和有限的控制能力会把我们自身带向毁灭。”

对片面、部分、分析的攻击声势日渐浩大，以致许多狂热的“整体主义者”在追求不可名状的整体时，忘记了部分的重要性，结果未形成整体主义，反而造成另一个分裂。他们的整体主义只是半体主义。

许多深思的批评家希望大力强调综合能力，以平衡第二次浪潮的分析技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态学家尤金·P. 奥德姆（Eugene P. Odum）敦促他的同事兼并分类主义和整体主义，观察整个系统和其中的部分。

当他和他的弟弟霍华德（Howard）共同获得生命学院奖时，他说：“部分合并而产生更大的有机整体，在局部并未出现或者并不明显的新性质由此产生。”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分类科学，这种方法曾经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但现在应该同样支持大规模整合系统的研究。”

系统理论、生态学、整体思考的一般观念，与我们变动中的时间观、空间观一样，都对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前提进行过攻击。这些攻击在一个新观点出现后达到极致，那就是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即新的因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