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旅行者

时间观的改变也颠覆了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因为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我们的空间观改变得更快。

我们生活、工作和游戏的真实空间正在发生改变。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工作，多久出门一次，走多远，住在什么地方，都会影响我们对空间的认识，而这些认识都在发生着改变。事实上，第三次浪潮来临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类与空间关系的新纪元。

在到处都是农业的第一次浪潮时代，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住在家乡附近，形成永久的农耕部落。农业变成停驻不动、空间紧凑的存在，孕育出浓厚的乡土情感。

相反，第二次浪潮文明使人口集中在大都市，因为必须从远处取得资源，同时运送货物到他处，因而出现了流动性较强的人群，孕育出空间广阔、以城市和国家而非农村为主的文化。

第三次浪潮运用分散人口而不予集中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空间观。

仍在进行工业化的地区，人口不断涌入都市，但是高科技国家已经出现了逆流的趋势。东京、伦敦、苏黎世、格拉斯哥等数十个主要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而中小型城市的人口却在逐渐增加。

美国人寿保险委员会宣称：“部分都市专家相信，美国的大城市已经成为历史。”《财富》（Fortune）杂志指出：“运输和通信技术切断了以往把大公司捆绑于传统大城市的束缚。”《商业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展望一个没有重要城市的国家”。人口的重新分配将会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期望，包括个人和社交空间、可以接受的上班路程、住所的密度等。

除了这些改变之外，第三次浪潮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地方味浓厚而又具有全球性的观念。我们发现在地方政治和地方事务上出现了集中的“社区”，同时有许多人（往往是最具地方色彩的代表人士）关心全球性的事务，担忧万里之外的饥荒和战争。

通信技术进步之后，我们可以把工作带回电子住宅，更鼓励了这一双重焦点的观念。许多人留在住所附近，不常远行；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工作旅行；心灵和思想横跨整个地球，进入外太空世界。第三次浪潮的心灵兼顾远近。

我们也迅速接纳了许多动态的和相对的空间观。我的办公室里有几张放大的纽约市及近郊的卫星照片和U–2照片[1]。卫星照片看起来像美妙非凡的抽象画，海水碧绿、海岸绵延；U–2照片则是红外线下的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清晰可见，连拉瓜迪亚机场斜坡上停的飞机都历历在目。我问一位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如果再放大这些照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机翼上的线条和标识。他耐着性子，开心地纠正我说：“铆钉都行！”

然而，我们的视野不只限于静态的美丽画面。在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地图绘制师的阿瑟·H. 鲁滨逊（Arthur H. Robinson）教授指出，在10年之内，卫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活动画面，现场观看其中进行的活动。

届时，地图不再是一幅静态的画，而是一部影片，事实上更像活动的X光片，因为不仅会显现出地球的表面，而且会一层一层揭露表面之上和表面之下的情形。我们对地形与人和地形的关系也会得到一个更为敏感、多变的概念。

同时，许多地图绘制者也开始批评第二次浪潮教室里的传统世界地图。工业革命以来，最通用的世界地图一直采用的是墨卡托投影法。这种地图在航海上很方便，可是却扭曲了地球表面积的尺寸。如果你的手边有一份墨卡托地图，你就会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面积比印度大，事实上后者比前者几乎大三倍。

德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彼得斯（Arno Peters）研究出一种新投影方法，可以正确显示出地球表面积适当的比例，地图绘制者正为之争论不休。彼得斯指出，墨卡托地图的偏差是工业国家自大的根源，致使人们未能以正确的制图及政治眼光来看待非工业世界。

彼得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面积和重要性都被蒙蔽了。”在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眼中看来很奇怪的是，在这幅地图中，欧洲变小了，阿拉斯加、加拿大、苏联很平坦，南美洲、非洲、阿拉伯和印度延长了很多。

有6万份彼得斯的地图通过德国世界传道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分发给非工业国家。

这方面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一幅“正确的”地图，只有因不同目的而产生的不同空间观。就最浅显的意义而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