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的矩阵结构

在我们迅速远离工业社会的规律化和标准化之际，其他社会规则也正遭遇被改写的命运。

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需要某种程度的集权和分权，但是第二次浪潮文明一味地偏袒前者、排斥后者。从列宁到罗斯福，建立工业社会的“大标准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一直携手并进。

今天，形势刚好相反。新政党、新管理技巧、新哲学将群起而打击第二次浪潮集权主义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苏联基辅，分权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瑞典，主张分权的小党派组成联盟，将执政已44年的集权社会民主党赶下台。最近几年，地方分权和区域主义的呼声震撼了法国；越过海峡，北方的苏格兰国家主义者现在包容了一批主张“激进经济分权”的人士。在西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政治活动，新西兰新崛起的“价值党”虽然规模很小，但要求“扩张地方和区域政府的功能及自治权，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机能和规模”。

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抗税运动使分权主义者得到一些支持和响应。

由于地方政客要求“邻近地带的权力”，各地区的分权主义者也因而势力大增。以邻近地方为基础的各种运动团体正迅速繁衍并提出各种诉求，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居民要求美好的环境”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市民重建百老汇”和纽约布鲁克林的“民众消防队”的组建，许多人视华盛顿的中央政府为地方大患，而非万灵药。

格诺·巴罗尼（Geno Baroni）以前是地方民权运动者，现在担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地方部门的助理部长，他认为这些小的分权团体反映出机械政体的瓦解，以及大政府无力应付各种不同地方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缺憾。《纽约时报》说，地方运动者在“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都打了胜仗”。

分权的哲学在建筑和设计学校尤其受到重视，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到伦敦的建筑协会，学生们致力于研发环境控制、太阳能取暖和都市农业的新技术，希望将来能使各个地区在某些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等这些年轻的建筑师和规划者开始担当大任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分权”早已成为管理上一个响亮的名词，大公司竞相把各部门划分成独立的小利润中心。从事食品、化学、石油和保险业的大公司埃斯马克的重组，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埃斯马克公司总裁罗伯特·雷尼克（Robert Reneker）说：“过去，我们的企业组织很不合理。现在调整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整个机构分散成很小的单位。”结果埃斯马克公司分成了1 000个不同的“利润中心”，每个中心各自负责其营运。《商业周刊》指出：“雷尼克不必再做例行的决策。除了财务控制外，该公司所有作业都已采用分权制度。”

埃斯马克的重组对第三次浪潮来说并不重要，该公司可能已经重组过好几次了，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趋势。许多公司都在不断进行重组和分权，有时稍显过分后又会收敛一点儿，但是长期而言，日常作业的集中化控制情形已经逐渐消失。

更深入地来看，大公司集权主义背后的权威形态已有所改变。典型的第二次浪潮企业和政府机构组织形态不外乎“一个人一个老板”的原则。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下属，可是直接负责的上司却只有一个。这个原则表明，所有的指挥权均归属中央。

今天，在精密工业、服务业、专业组织和许多政府机构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制度已宣告崩溃。理由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只有一个老板。

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我曾经指出，大机构里面挤满了临时性的单位，如工作团队、各部门会议、计划小组等。我把这种现象称为“项目制度”。目前许多大公司已经将这些临时性的单位纳入组织之中，形成一种正式的结构，我们称之为“矩阵组织”。矩阵组织不采取集权控制，而是使用“多元指挥制度”。

在这一系统之下，每名员工都隶属一个部门，仍按惯例向一位上司报告。但是这名员工同时参与其他工作，这些工作是单一部门力所不逮的，因此一个典型的计划小组可能拥有制造、研究、销售、工程、财务及其他各部门的人员。这些小组人员除了向各自的直属上司报告外，还要对计划主持人负责。

结果，现在有很多人在行政上向一位主管汇报工作，在实际工作上却拥有一位以上的主管。这种制度使员工能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加速工作流程，也可以避免员工从一个狭小部门出发看问题，使组织得以迅速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同时积极推翻了集权控制。

矩阵组织从早期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瑞典的斯堪的亚公共保险公司兴起，传播到医院、会计公司及美国国会（在国会各委员会之间产生了各种正式的“听证会”和“地方委会”）。根据波士顿大学的S. M.戴维斯（S. M. Davis）教授和哈佛大学的P. R.劳伦斯（P. R.Lawrence）教授的说法，矩阵组织“不只是一个小管理技巧或流行风气。它象征着一种全新的突破，矩阵代表企业组织中一股新的力量”。

和第二次浪潮时代的工厂制度相比，这股新的力量显然较少有集权的意味。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整个经济也倾向于分权制度，美国地区性小银行的崛起，正反映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