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变化

在第一次浪潮文明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以渔猎游牧为生，他们总是不停地迁徙。他们遭受饥寒天灾等不幸，因气候变化和尾随猎物而迁徙，他们是最早的“高度流动者”——轻便地“旅行”于各地，避免积攒笨重的货物或财物，同时散处于世界各地。50位男女老少组成的团体需要相当于6个纽约曼哈顿岛大小的土地来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迫于情势，他们一年要迁徙数百英里之远。他们过着当今地理学家所谓的“空间开放”的生活。

相反，第一次浪潮文明孕育出一个“空间狭隘”的种族。农业取代了游牧，耕地和永久住所取代了迁徙的路径。农民和他们的家人不再在广阔的空间里不停地流浪，他们开始定居于一处，在空间的海洋中耕耘自己小小的土地——一个广阔的空间竟被分成如此狭小局促、固定不变的小天地。

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每个农民的茅舍周围都有广阔的土地。除了少数商人、学者和士兵外，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居住在非常狭小的地域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起去教堂，偶尔也会行至六七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当然，各处的情形因气候和地势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历史学家J. R. 黑尔（J. R. Hale）曾说：“大多数人一生最长的旅行距离差不多是15英里。”农业造就了“空间紧缩”的文明。

工业旋风在18世纪席卷了欧洲，再度形成“空间开放”的文化，但这一次是以全球为范围的。货物、人口和观念传播至数千里之外，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机会而开始迁徙。从前生产工作分散在田野中，现在却集中于城市里。大量人口被压缩于少数紧密的中心点上。旧日的村庄衰败、消失，新的工业中心崛起，带来了烟囱和炉火。

这一改组的画面需要城市和乡村复杂的协调，食物、能源、人口和原料都必须流入城市，而成品、流行、观念、财务决策则由城市外流出去。这两种流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缜密地协调配合。同时，在城市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空间结构。在旧日的农业制度下，基本的城市景观包括教堂、贵族的宫殿、简陋的茅屋，偶尔会看到一家客栈或修道院。由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分工细化，需要更多专业化的空间形式。

基于上述原因，建筑师忙于参与兴建办公楼、银行、警察局、工厂、火车站、百货商店、监狱、消防站、收容所和戏院。这些不同的空间形式必须与合理的机能互相配合。工厂的选址，住宅到商店的距离，铁轨和码头及调车场的距离，学校、医院、水管、电力公司、排水沟、管道煤气、电话总机，处处都需要空间协调。空间必须像巴赫的“赋格曲”一样仔细地安排。

专业的空间协调工作——在适当的时刻把适当的人送到适当的地点，是时间同步化与精致空间的对称。换言之，也就是空间的同步化，因为工业社会的运行有赖于时间和空间的密切配合。

人们需要更为精确和标准的时间单位，也需要更为精密、可以互换的空间单位。在工业革命之前，时间的单位很粗糙，比如以“做一个祷告的工夫”为时间单位。同时，空间的单位也很模糊，比如在中世纪的英国，一个“路德”可以短到16.5英尺[1]，也可以长到24英尺。在16世纪，计算一个“路德”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教堂散会时随意挑选16个人，把他们排成一列，让他们的左脚彼此相接，然后测量最后的长度。同时，人们还使用一些更为模糊的单位，比如“一天的行程”“一小时的路程”“半小时的马程”。

一旦第二次浪潮开始改变工作形态，市场逐渐扩张之后，这些松散的时间单位就再也不适用了。随着贸易的增加，精确的航海技术越来越重要，政府提供巨额奖金给从事商船航行更优路径设计的人员。在陆运方面，也出现了更多精良的度量法和精确的计量单位。

第一次浪潮时代混乱、矛盾、不统一的地方习俗、法律和贸易规定，现在必须予以合理化。不够精准的测量方法成为制造业者和商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时代初期，法国革命者热衷于以公制单位和新历来达成距离与时间的标准化。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国民议会第一次宣布成立共和国时，这些规划都被列入第一批议程中。

第二次浪潮使得空间的界线问题更为复杂、明显。18世纪之前，帝国的疆界往往很不精确，因为许多地区人迹罕至，不需要那么精确。随着人口、贸易的增加，欧洲出现了工厂，许多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测量它们的疆界。各地的风俗不同造成了极为明显的差异，地方和私人的财产被清楚地划分、界定和登记下来。地图越来越详细、周全、标准。

新的空间观正好配合新的时间观。准时和计划为时间定下了许多界限，空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线性的观念不仅为时间所独有，连空间也有对应物。

在工业时代之前，直线的路程（不论陆路还是海路）是一件反常的事。农村小路、牛踩小径、印第安人的足迹都随地势蜿蜒，许多围墙都以不规则的角度迂回曲折，中世纪城市的街道彼此交错、缠绕。

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把船只安排在直线的航程上航行，而且建造出平行直线的铁轨。美国规划官员格雷迪·克莱（Grady Clay）指出，这些铁路线（线这个字本身就暴露出线性的观念）成为新城市的交通线，形成格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