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原则

他们所传播的现实观是建立在三个密切相关的工业现实观的信仰之上的，这三个信仰把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第一个信仰和自然有关。虽然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对于如何分享其成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对自然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他们而言，自然都是有待开发利用的对象。

人类应该主宰自然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之初，不过在工业革命之前，这只代表少数人的观点。大部分早期文化均强调安贫乐道，强调人类应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

这些早期的文化对自然并不是十分友善，当时的人类砍伐、焚烧、毁灭森林以取得木材，只不过他们的破坏能力非常有限。他们对地球的冲击力不大，也不需要以任何观念作为破坏地球环境的借口。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来临之后，资本主义实业家大量挖掘资源，在空气中释放大量有害气体，为了追求利润不惜砍伐整片整片的森林，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行为的后果和长期影响。自然有待人们开发利用的观念成为急功近利者的借口。

第二个信仰更为深入人心。人类不仅可以掌握自然，而且人类是进化的顶峰。进化论很早就有了，达尔文在19世纪中叶工业化发展十分迅速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他提到“物竞天择”——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无情地筛除了软弱且无效率的生命形态。就其定义而言，适者生存。

达尔文最关心的是生物进化，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的观念中带有明显的社会和政治意味。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社会，而最富有、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适生存者和最有功劳者。

人们逐渐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进化都依据同一淘汰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工业制度比非工业文化的进化层次更高。坦白地说，第二次浪潮国家优于其他国家。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资本主义找到借口，这种文化上的自大也为帝国主义找到说辞。扩张中的工业势力需要廉价的资源作为生命线，它们以道德为借口压低资源的价格，甚至不惜消灭农业社会所谓的原始社会。社会进化的观念在知识上和道义上都认可非工业社会的人较为落伍、较为不适合生存的观念。

达尔文曾经平静地谈到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遭遇的大屠杀，他以一种种族灭绝的热情预言：“未来文明的人种将会消灭并且取代全世界未开化的民族。”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一线人士清楚地知道，谁应该生存。

虽然马克思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也同意工业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都会逐渐进化。

结合自然与进化的工业现实观的第三个信仰就是进步原则，即认为历史的发展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种观念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直到第二次浪潮之后，进步的观念才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次浪潮在欧洲出现之后，上千个声音突然唱出同一首哈利路亚的颂歌。莱布尼茨（Leibniz）、杜尔哥（Turgot）、孔多塞（Condorcet）、康德、莱辛（Lessing）、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以及无数重要的思想家都找出理由来支持宇宙乐观论。他们争论的主题包括进步是否真的不可避免，或需要人类施以援手；美好生活的构成要件是什么；进步会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总之，以上皆属于进步的观念，都应予以赞许。

无神论者和神职人员、学生和老师、政治家和科学家都一致传播这一新的信仰。商人和政府官员宣称新工厂、新产品、新住宅开发、高速公路、水坝都是进步的明证，证明一切由坏变好，由好变得更好。诗人、剧作家、画家都把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进步是贬抑其他国家和征服“不进步”文明的借口。

同样的观念也不止一次地贯穿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所言：“亚当·斯密相信进步……在《国富论》中，进步不再是人类理想的目标，而是……人类奔向的终点……一个私有经济目标的副产品。”对马克思而言，这些以个人目标为目的的活动只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开端，但这些活动本身也是长期历史动荡的一部分，把人类带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中，三个关键的观念——与自然对抗、进化的重要性和进步的原则，是工业文明的代言人用以向全世界解释和辩护的工具。

在这些信仰之下隐藏着有关现实的深入假设—— 一些不可言说的有关人类经验的基本元素。每个人都必须应对这些元素，而每种文明都有不同的解释。每种文明都一定要教导孩子如何把握时间和空间，向他们阐明自然的运作（不论是通过神话、比喻还是科学理论），并且提供一些线索，告诉他们事情的因果关系。

第二次浪潮文明在成熟之后，基于其对时间、空间、质量和因果的假设，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形象。它把过去的碎片以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运用经验和实证试验，改变了人类感受周遭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