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化

市场的崛起产生了另一个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原则——集中化。

第一次浪潮社会依靠来源非常分散的能源，第二次浪潮社会则几乎完全依赖高度集中的化石燃料。

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不仅能源集中，而且人口也趋于集中，农村人口被重新分配到大都市中心。甚至连工作也趋向集中：在第一次浪潮社会，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在家中、在乡村、在田野，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工作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的，数千名工人集中在同一屋檐下工作。

除了能源和工作趋向集中化外，斯坦·科恩（Stan Cohen）在英国社会学刊物《新社会》 （New Society）中指出，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外，在工业主义出现以前，“穷人要么待在自己家，要么去亲戚家；犯人被囚禁、鞭打或四处流逐；疯子被关在家里，如果没有钱过活就由地方予以补助”。总之，这些人遍布各地。

工业革命改革了这一情况。事实上，19世纪初被称为“大监禁时代”——当时，犯人被集中关在监狱里，精神病患者被集中关在疯人院里，孩子被集中关在学校里，就像工人被集中关在工厂里一样。

集中化的趋势同样见于资本往来，第二次浪潮文明产生了大公司，以及托拉斯和垄断企业。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占全美汽车产量的94%；在德国，大众、奔驰、欧宝和德国福特4家公司占有91%的全国汽车产量；在法国，雷诺、雪铁龙、西姆卡和标致占有100%的市场份额；在意大利，菲亚特一家占有90%的全国汽车产量。

同样地，在美国，80%以上的铝、啤酒、香烟和早餐食品是由四五家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在德国，92%的石膏板和染料、98%的摄影胶卷、91%的工业用缝纫机，都是由相关行业的4家及4家以下龙头企业生产的。这样高度集中化的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

社会主义的管理人员也相信集中化生产“很有效率”。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集中化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完全集中的必经步骤。列宁曾说，要“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半个世纪以后，苏联经济学家N. 列柳欣娜（N.

Lelyukhina）在《经济学问题》（Voprosy Ekonomiki）杂志上声称：“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集中化的企业。”

不论是能源、人口、工作、教育还是经济组织，第二次浪潮文明集中化都深刻地渗透在各个方面。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在理论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