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化

生产和消费分离的结果也迫使第二次浪潮中的人改变对时间的态度。在依赖市场的制度下，不论是计划性市场还是自由开放的市场，时间都等于金钱。昂贵的机器不容闲置，它们以自己的节奏开展工作。因而产生了工业文明的第三个原则：同步化。

即使在原始社会，工作也必须与时间密切配合。外出狩猎的人常常需要协同配合以捕猎同一猎物，渔猎的人必须协力划船和拖网。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汤姆孙（George Thomson）多年前指出，不同的劳动号子代表不同的体力要求。船夫以简单的两音节声音“噢——呸”来代表劳动时间的节奏。第二个音节是出力最大的时刻，而第一个音节是准备的时间。他还发现，拖船比划船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所以出力的时刻间隔更长。爱尔兰人拖船时的劳动号子是“吼——哩——吼——哈”，在最后出力前的准备时间较长。

第二次浪潮带来了机器，劳动号子已不复闻。在此之前，同步化的工作多半出自劳动者身体器官的需求，来自季节的流转、生物过程、地球的自转和心跳的节奏。第二次浪潮社会却根据机器的节奏运行。

随着工厂式生产的蔓延，高昂的机器成本和紧密的劳工关系都需要更精密的同步化作业。如果工厂中某一群工人完工太迟，其他人的工作就将被耽搁，所以在农业社会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的守时观念，在工业社会却成为必需，钟表也开始普及各地。18世纪90年代，钟表在欧洲已经成为常见的东西。用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说法，“正是在工业革命要求劳工更为同步化之时”，钟表得以普及。

在工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要有时间观念。学生在上课铃响时就要到校，因此参加工作后，哨音一响，他们就会准时到达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以时间为单位，被分成以秒计时的程序。“朝九晚五”成为数百万名工人的作息时间。

受到同步化影响的不只是工作，所有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不论出于对利润还是政治因素的考虑，人们的社交生活均受到时钟的摆布，以配合机器的需要，把一部分时间拨给休闲。标准长短的假期、休息时间和工作计划时间遍布各地。

学生按照统一的时间入学和毕业，医院同时唤醒所有的病人共进早餐，交通高峰期道路拥堵不堪，广播频道把娱乐节目都安排在同一个时段——“黄金时段”播放。每一家企业都有其旺季和淡季，供应商和分销商与之采取同一步调。同步化的专家出现了，包括工厂监工者、制表员、交警、研究时间的专业人员。

也有人反对这种工业化的时间制度。性别差异再次出现了。参与第二次浪潮工作的人——多半是男人，成为最守时的人。

第二次浪潮中的丈夫不断抱怨妻子害他们久等，说她们没有时间观念，永远在梳妆打扮，约会总是迟到。女人多半独立负责料理家务事，不受机器运转节奏的影响。同样的道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认为他们迟钝、不可信赖。“他们不准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守不守约。”这些抱怨可以追溯到高度互相依赖的第二次浪潮的工作与集中于田野和家庭的第一次浪潮的工作的区别。

一旦第二次浪潮成为主流，就连个人的生活习惯也被套入工业步调的模式中。在美国、新加坡、瑞典、法国、丹麦、德国和日本，由于整个文明在标准化和专业化之外，还应用了同步化的原则，家家户户都以差不多一样的步调同时吃饭、出门、工作、回家、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