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多的清算

——耶鲁法学院院长归多·卡拉布雷西

站在耶鲁法学院斯特林楼121阶梯教室讲坛上，归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声如洪钟：

“我老了，耳朵不行了，什么都听不见！你们向我提问，一定要用吼的！”

满堂哄笑，不过竟然有几十秒钟，没人提问。

与其说是冷场，不如说是亲昵和尊重。除了个别我这样的外来人，在座都是他的弟子、弟子的弟子、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对他刚才讲座的内容早就烂熟于心，还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来听老归多讲座，有些是来见证活着的传奇，有些则是见一次少一次，能见一次是一次。

归多·卡拉布雷西，84岁，与罗纳德·科斯、波斯纳并列法经济学三位创始人之一，耶鲁法学院一宝，任院长多年，教鞭下出过三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律界重量人物不计其数，现任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高级法官。

今天来讲他2016年出版的书《法经济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Law Economics），这是他历年来关于法经济学演讲的修订结集。他在自序里说，朋友们都劝我，快出吧，不要等老糊涂了想出都不行了。

归多的新书与讲座，都旨在为法律经济学做一个路线问题总清算：法经济学，有法有经济学，孰主孰从？

在归多看来，当法经济学于1950年代兴起的时候，路子是正的，代表就是科斯的经典之作《公司的本质》。

科斯发现，如果市场像主流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有效，那么公司这东西就不应该存在。你要做什么事情，需要什么物品、服务，临时从市场上买来整合就完了，何必要组永久性的公司呢？

可是，公司它事实上就存在着啊。哪里出问题了呢？

从这里出发，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市场和公司都有交易成本，哪个交易成本低，生产就更倾向于围绕哪个来组织。两者都有交易成本，而成本又有差别，所以既有市场也有公司，并塑造了两者之间的边界。

在讲座中，归多说，科斯既加深了人们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又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法与经济学的关系，那就是法与经济学，而不是法的经济学分析。后者用经济学剃刀来解剖法律问题，并视不符合经济学推论的法律现象为不合理，必去后快。

“在法经济学中，法律不是经济学的婢女，应是平等的，法和经济学。”

归多所指的目标，是法经济学的另外一位创始人、也有联邦法官之称的理查·波斯纳。将法经济学的流向从互补扭转成为用经济学单向解剖法律这件事，归多认为出力最大的正是波斯纳。波斯纳有一位盟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学派的旗手之一。多年来其他学科屡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怨言，首当其冲的就是贝克尔。他是走出经济学传统领域的第一批重量级经济学者，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家庭、社会学、犯罪、毒品问题研究。在他看来这很正常，人就是人，理性假设、效用最大化，用来研究哪种人类行为不行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归多亦通此道。在经济学营垒中，归多引行为经济学为盟军，与他认为的法经济学正道有相通之处：即根据现实调整假设，而不是把现实当作异常现象。

这些不仅是学术派别之争，背后有着非常沉重的真问题。

归多自己就走过这个历程。他早年曾写过一本对法经济学影响极大的书《事故的代价：法律和经济学分析》，这本书讲，你不能只看事故造成的损失，还要看为了防止事故而付出的成本，公共政策应该建立在对两者的权衡之上。

《纽约时报》发表书评批驳归多，认为人命无价。在新书中，归多讲到自己想法的变化。他的第一反应是给《纽约时报》去信，建议《纽约时报》的运报卡车时速一律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公里，因为“人命无价”。但是，逐渐地，他意识到，尽管事实上人命皆有价，但“人命无价”的道德观在社会中具有统治性的地位也是事实，两个事实同样真切，你不可能把其中一个嘲笑掉来解决两难，它硬硬地还在。

包括生命在内，社会不接受为许多东西定价。为这些东西定价，会为社会带来负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与纯粹经济学概念中的负外部性如污染不同，它是道德意义上的负外部性，制造极高的道义成本。

还有一类东西，社会大体接受其有价格，但很难接受按照已有的财富分布来分配。比如说，人体器官。人体器官有价这件事，并不让人们感到特别不适，但如果器官分配按照价高者得来分配，谁有钱，谁获得器官，谁活下去，那几乎没有社会能公开接受这样的结果，虽然这是大多数相关经济学论文支持的做法。

人们对公平感的强烈情绪与效率的改进同样是现实，同样重要，如果经济学看不到这点的话，是经济学的问题。

从此出发，归多研究利他问题，研究市场与政府，剩下的都是历史，读《法经济学的未来》可见脉络。

我来听归多讲座还有一个原因，我读过他的名著《悲剧选择》（Tragic Choices），这本书的副题是“社会在分配悲剧性稀缺资源时面临的选择”，专讲社会怎么分配悲剧：怎么确定悲剧总量，以什么方式分配给谁。

“我们都想活下来，但做不到；我们希望人人平等，但却不是；我们盼望苦难结束，但它不会。”

对这个题材，我是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