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兵传染病与梵蒂冈请愿

，旨在“宣扬和扞卫人的生命”。它大约有七十名成员，包括多位医学科学家。它的使命是研究生物伦理学问题，并就其表态。（它还帮助教会起草对性侵指控的回应。）宗座科学院开始了一项将持续两年的研究。文内奇在佛罗里达州耐心地等待回复。

2000年初夏，文内奇在专注于创立神儿女爱生命组织，伊利诺伊州大湖海军基地新兵训练营的21岁新兵亚当·伍德来到基地的医务室，说自己患了感冒，而此前他一直很健康。他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去了医务室。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但是病情似乎没有好转。第四天早上，他病得起不了床。他失明了，随后又昏迷不醒。他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胸部X光检查，发现他一侧的肺已经感染。CT扫描显示，他的鼻窦（前额和面颊后面的骨质腔）也感染了。他在科罗拉多州度假的父母急忙赶来。在伍德出现症状后两周，他父母让医护人员撤掉了维持儿子生命的呼吸机[1002]。

尸检后，病理学家发现伍德的大脑严重发炎——这种情况叫脑炎。来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军方的研究人员检测了他的肺组织和脑组织，发现了一种呼吸系统病毒的DNA，而造成脑炎的极有可能就是这种病毒。它是腺病毒。

腺病毒感染很少造成死亡。腺病毒是一种常见的病毒，容易在拥挤的环境中感染心力交瘁的人，想一想军营中接受训练的新兵吧。感染者会出现发热、流涕、打喷嚏、咳嗽和眼红等症状。那年夏末，它又感染了大湖海军基地一名此前健康的新兵。19岁的杰斯·杜登出现了普通的鼻、喉症状，最初接受治疗时使用了乙酰氨基酚和减充血药，但是一个月后死于呼吸衰竭。科学家在他遭到破坏的肺里发现了腺病毒的DNA，推断他的死亡或许与腺病毒有关[1003]。

在一定程度上，杜登和伍德都是腺病毒疫苗所取得成功的受害者。六年前，1994年，为军方生产腺病毒疫苗的惠氏公司向五角大楼报告，称公司将停止生产腺病毒疫苗。自1971年以来，惠氏已经使用WI—38细胞生产了大量疫苗，足以为约750万新兵接种。新兵到达训练营后两小时内就会口服两枚包衣片，包衣可以防止胃酸破坏病毒。（两枚药片分别针对两种常见的腺病毒株：4型和7型。）但是到1994年，惠氏已经连续十年请求五角大楼拨款建新工厂；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员提醒，惠氏在宾夕法尼亚州玛丽埃塔的老厂需要升级。军方答应拨给惠氏300万至500万美元，但是没有兑现。

1995年，惠氏向五角大楼报告，说公司停止了生产，现有的疫苗储备将在几年内耗尽。1999年，疫苗用完了。然而，军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军方高层变得自满了。

短时间内，新兵训练营里的腺病毒感染率就回到了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种的1950年代的水平。医生预测10%的新兵受到感染，军营医务室里接诊的肺炎病例90%是由腺病毒引起的[1004]。

“在接种疫苗的时期，一个繁忙的［基础训练］营地中每周有200例呼吸系统感染，其中不足10%是由腺病毒引起的。”

《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报道，“不接种疫苗后，同一训练营中每周有多达800例呼吸系统感染，其中90%是由腺病毒引起的。”[1005]

五角大楼花了十年时间和大约一亿美元，在以色列的梯瓦制药公司同意为军方生产腺病毒疫苗后，才重启了腺病毒接种项目。[1006]（梯瓦制药公司下属的巴尔实验室在弗吉尼亚州福里斯特将经过冷冻干燥的减毒病毒制成药片。）自2011年10月起，每名新兵到达新兵训练营后都会服用以WI—38细胞生产的腺病毒疫苗，截至2016年末累计有100多万。接种项目重启后不到两个月，军方各基础训练中心新发腺病毒感染的比例就降低了七成，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1007]。

2000年8月，杰斯·杜登病亡时，另一个生命诞生了。

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31岁的伊丽莎白·格雷厄姆在克利夫兰歌剧院上演的《费加罗的婚礼》中扮演伯爵夫人。她赢得了当地报纸的称赞，说她在台上光彩四射，演唱激情迸发，红色的唇彩与浑圆的口型相得益彰。

在演出后的接待会上，格雷厄姆——大家都叫她贝琪——见了许多崇拜者，与许多人握了手，还亲吻了许多人的脸颊。

她感觉良好，只是有几天鼻子和嗓子不太舒服，像是过敏了。

等到她身为助理医生的丈夫奇普·麦康奈尔从他们在代顿的家中过来看表演时，她已经完全好了。连续演出结束后，两人去了田纳西州的大烟山度假。大约一个月后，格雷厄姆很确定自己怀孕了。她很激动。她和丈夫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了[1008]。

2000年10月初，贝琪·麦康奈尔（她只在职场上使用格雷厄姆这个名字）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进行了常规的孕期血检，其中包括风疹抗体水平检测。报告显示她已有免疫力。这在意料之中；她在3岁时，即1972年，接种了当时儿科医生使用的两种风疹疫苗之一：默克公司的HPV—77鸭胚疫苗或Cendehill疫苗。

2001年5月7日，在位于代顿的迈阿密河谷医院，贝琪经过漫长的分娩，产下了一个面颊红